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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拉裘立蓓爾：【插畫】「等你長大以後就會感激我」？我感激的是終於長大了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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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呂秋遠：我們對超商店員的期待 (7208)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在首都防災會議上提出訴求，認為「政府可以指定某些職業，要求這些職業體系底下必須有部分人員具有防災師證照，像7-11店長、大樓保全、計程車司機，當災害發生大樓保全可以即刻給予支援，7-11店長能盤點物資，計程車司機可負責運送，這些人能成為救災種子，可以給政府很大的幫助，重點是不會增加政府財政太多負擔。」此話一出，引起相當多的議論。
首先，李鴻源與其他部分卸任閣員都有相同的爭議，也就是在任時，並未提出類似的主張，而是當卸任後，才在各種場合提出興革的意見。李鴻源曾擔任內政部長，然而其於在任時，並沒有提出「高瞻遠矚」的災害防治計畫，或是有提出修法的建議，卸任的原因更不是因為有志難伸，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在野後不是不能提出改革意見，但是總會讓人質疑，是不是因為本來這些想法就是窒礙難行，所以才不能在執政的時候落實。即便我們就李先生所提出的意見分析，其意見內容本身也有待商榷。以防災師認證制度為例，就日本的防災士認證制度來說，目前的設計是要求被認證者必須參與至少12次的講座（每次講座必須至少1小時），並且提出修業證明，再接受防災機構的考試認證，或者是到各政府機構或紅十字會上課後取得認證，這樣的設計或許可以提供我們思考。然而與日本不同之處在於，由於我們對於防災師的整體配套措施尚有不足，許多參與救災的民眾往往就只是兼職的志工，目前內政部已經針對救災團體有登記備查的規定，如果再要求救災團體的內部兼職參與者，都必須有防災師證照，否則不能參與救災，恐怕對於整體救災指揮系統不一定是好事。換言之，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常態性的救災中心是否必須成立，而不是僅有臨時性的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以及如果施行救災師的認證制度，是否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否則將來恐怕對於救災體系的健全並無立即性的正面影響。其次就是為人所批評的「超商店長必須具備防災師資格」的說法，則是意外點出我們對於超商店員的不合理期待。隨著國人對於生活便利性的要求，便利商店成為生活運作的重心，而雇主對於超商店員的工作內容要求，以及顧客對於超商店員的期待，則是越來越超乎想像。平常超商店員要服務的工作，至少有代收繳費、結帳、訂票、發票兌換、資源回收、外送服務、預購服務、宅急便、租借DVD、煮咖啡與手搖茶、影印傳真、代收網購、各種禮券卡務、通訊服務、烤地瓜、關東煮、做鬆餅、茶葉蛋，還要處理U-Bike的業務。對於這些不只十項全能的店員而言，他們的工作早就逸脫原本單純結帳與進貨、盤點的工作。然而，就薪資而言，雇主還是習慣以120元的時薪聘請工讀生，而非將這些辛苦的員工當作人力資產來看待，甚至會以「給你機會學習」這樣的說法壓榨員工。李鴻源希望防災體系中可以加入超商店長，當然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然而如同前面救災士認證制度的設計，當我們要求過勞的超商店長，也必須具備防災士資格時，我們給了他們什麼？如果我們要求專業必須兼職，本來就是一種違背人性的矛盾制度。以供需制度來解釋薪資水平，本來就已經是一種資本家的看法，如果還要求這些基層員工必須具備相當的防災認證，才能符合開設便利商店的要求，是否失之過苛，這是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全盤考量的重心。「如果只給香蕉，就只能請得起猴子」，這是我們強調尊重專業時，最常說的一句話。面對救災的問題，我們不能只是要求兼職人員不斷的進修、取得證照而已，這種類似「全民救災」的觀念，不僅恰好與「專業救災」的概念相反，也讓基層的便利商店服務人員，成為另類的被壓榨對象，這是退休官員在發言時，必須考量的重要問題。更多呂秋遠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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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陳重嘉：結婚經濟學：另一半不願在婚禮上花大錢？他可能是真心想和你白頭偕老 (2360)
不知道大家想像中，結婚需要花多少錢？
台灣的數字我不知道，但美國婚禮相關網站TheKnot在2013年調查的結果顯示，一對美國情侶結婚平均要花費美金29,858美金。以新台幣對美金33.4:1的匯率來算，約莫等同於台幣99萬7千元，說100萬應該也不過份。
誇張嗎？好像有一點，但以台灣融合東西方的偉大婚禮文化，我猜測在台灣這個數字只會更驚人。
但事實上，結婚的花費不斷膨漲，與其說是習俗，倒不如說是商人們的陰謀。根據統計，美國婚禮相關產業一年的收入高達500億美金，或者是1.67兆台幣，又或者是二個台積電去年的營業額。
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成長。商人精心設計的行銷，巧妙地把新人們的夢想和自己的荷包結合在一起，隨著教堂悠揚的鐘聲，商人們的收銀機也是叮叮噹噹響個不停。
自從賣鑽石的De Beers在1930年代創造出著名的「鑽石恆久遠，一顆永留傳」（A Diamond is Forever）廣告詞後，這地球上硬度最高的礦石，突然間就變成了承諾的象徵，以及求婚時的必備道具。在二次大戰前，即使是西方國家，婚戒上有鑽石的比例也不到10％，而到了千禧年時，這個比例已經超過80％。
彷彿還嫌不夠過份似的，De Beers後來又補了一句：「難道不值得用二個月的薪水來換取某些永恆不變的事物嗎？」（Isn't two months' salary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something that lasts forever?）。很抱歉，從此婚戒的公道價碼就是兩個月薪水起跳了。
Photo Credit: b_earth_photos @ Flickr CC By SA 2.0就跟其他產業一樣，商業利益才是推動一切的背後動力，而不是什麼夢想或是心意。就拿許多人結婚時參考的婚禮雜誌來說吧，著名的Bride（新娘雜誌）在1959年曾替準新人列出了婚禮的準備流程，其中包括2個月的籌備時間以及22項的必做清單。
而猜猜看同一份Bride雜誌，1990年代的版本是？12個月的籌備期和44項的必做清單。結婚的人數沒有變兩倍，依然是一夫一妻，但現在得花6倍的時間準備，以及2倍的工作項目得完成。
好吧，也許我比1959年的人愛你多兩倍。
如果這一切真的能換來美好的婚姻也就算了，就如同商人的說法一樣，鑽石的克拉數代表著心意的大小，可以證明看不到的真心，並象徵著兩人的美好未來。但美國Emory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們似乎並不是這樣想的。
根據一篇Emory大學經濟系教授Andrew M. Francis和Hugo M. Mialon在2014年的期刊發表，婚戒以及婚禮的花費，和離婚的比例，事實是接近正相關的－也就是結婚時花的越多，最後以離婚收場的比例越高。該份調查統計了3,151份曾結過婚的有效樣本，併力求樣本分佈接近於全美人口情況，再依各種條件去做分析。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男生花2,000-4,000美金（6萬6 - 13萬3台幣）買鑽戒，離婚的機率是只花500-1,000美金（1萬6 - 3萬2） 的1.3倍；而花不到500美金的離婚機率甚至更低。
至於婚禮花費越多的，離婚機率反而更高，而且花越多越容易離婚。以女生來說，在婚禮上花費超過20,000美金（66萬8千台幣）的，其離婚的機率是只花5,000-10,000美金（10萬6千-21萬2千台幣）的1.6倍。
所以，如果你想辦個一生一次、理想中的夢幻婚禮，告訴大家你有多幸福時，另一半卻很不識相地不願在婚禮上花錢。請先別生氣，他可能是真的愛你，真心想和你白頭到老。
又或者，遇到另一半提出夢幻婚禮的憧憬，或是明示暗示婚戒的鑽石大小必須要「令人滿意」時，你也可以理直氣壯地拿該篇論文或者是這篇文章給他看，告訴他你是真的愛他，所以才不願意花錢。
然後5分鐘後你就可以去門外跪了。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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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何欣潔：有洋蔥！小英總統的鄉愁，將來只能從紐西蘭進口？ (571)
前言：農作，連同它所依附的土地，總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根本。以漢人為主體的台灣社會更是如此。但我們似乎很少細細點數、認識台灣的農業和農產，了解它們從哪裏來？怎麼培育收成？以及如何滋養消費者和反饋照料它們的農家。
「台灣農產列傳」是端傳媒新推出的系列專題，我們將一一介紹台灣具有代表性的農產品，以及在它們背後的，人的故事。
第一篇，就從新科總統蔡英文家鄉的洋蔥說起……
「每次回爸爸的老家，從高速公路下來，沿着省道一號往墾丁的方向走一段，就會看到沿路開始出現一袋袋賣紫色、紅色、黃色洋葱的攤位，這時我就知道屏東到了。再往南一點，就到家了。」
「小時候家裏似乎從不缺洋蔥，南部的親戚來台北看爸爸，總是會帶着一些土產的洋蔥當伴手禮。」
「我們家一向是媽媽燒飯。有一天，媽媽不在家，只有我和爸爸兩人在家。到了用餐時間，才發現媽媽也沒有安排，我和爸爸兩人只有面面相覷。這時，我肚子不爭氣地『咕嚕』叫了一聲，爸爸嘆了一口氣，站起來，鑽進了廚房。
過了沒多久，爸爸端出了一盤香氣四溢的洋蔥炒蛋。我們倆找出剩飯，配着洋蔥炒蛋，兩個人低頭扒飯都沒有說話，安靜地吃完那一餐。
這是爸爸唯一為我做過的一道菜。記憶中，那道洋蔥炒蛋的味道很香、很好吃。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洋蔥和蛋的香味，更記得安安靜靜和爸爸在屋子裏的氣氛。」
2011年，蔡英文在《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滋味》裏，對故鄉屏東、「爸爸老家」做出了這些充滿眷戀而溫暖的書寫。短短幾行，讓蔡英文情感結構裏的三個關鍵字清晰浮現：父親、屏東、洋蔥。
2016年1月9日，投票日前一周。蔡英文這位「楓港女兒」從老家浩蕩出發，洋蔥夾隊送行。貼身拍攝拜票行程的電視台記者，怎麼會放過這個鏡頭？
7天行程結束，蔡英文以壓倒性的票數當選總統。鏡頭前的洋蔥們若有知覺，肯定也會如多數屏東鄉親一般，為自家女兒的勝選感到無上光榮。但當選舉激情過去，一切回歸平常，屏東洋蔥們的身影就顯得十分落魄，甚至在蔡英文第一任總統任期結束之際，就必須面對一次「全球化」下的生存考驗。
日本移植洋蔥工程失敗 光復後成功
要談屏東洋蔥為何將遭逢挑戰，得先從它如何自「東洋渡台灣」、九死一生的故事說起。
大正元年（1912），日治台灣時期，一位在淡水任教的日本小學老師，首次將洋蔥引入台灣，其後，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開始陸續在全島各地嘗試種植。但洋蔥喜乾，台灣北部春、冬卻多雨，洋蔥無法結球；若移到中南部試種，幼苗又會感染病蟲害，收成不佳，導致生產成本甚至遠比日本進口洋蔥還昂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野心勃勃，亦曾取得許多勝利，但關於移植洋蔥的工程，最終是宣告失敗。
1952年，殖民者戰敗撤離，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1948年由美國國會撥款，「中」美雙方共同派員組成，先在南京成立，後遷台灣）的贊助下，台灣省農林廳開始由美國引進33種不同洋蔥品種，一個個都有着洋名字：早玉（Early Grano）、黃勝（Excel Burmuda）、聖玉（San Joaquin）、金環（Ring Gold）。經過多方嘗試，台灣終於試種成功，產地由雲林、嘉義、台南一路延伸到落山風強勁的屏東恆春半島，單位面積和產量逐年增加。到了1956年，全島洋蔥皆可自給自足，不再依賴進口，甚至可以外銷。
自日本移植失敗的歷史即可看見，洋蔥的體質其實甚為嬌貴，易生病害……也正因此，少數有機洋蔥的價格，總是居高難下。
落山風吹拂下的屏東洋蔥，確實格外甘甜，絕不只是蔡英文替回憶塗上了蜜。根據《恆春縣誌》記載，當地落山風刮起時，「自重陽以至清明，東北大風，俗謂之落山風。晝夜怒號，渹渹渢渢……如木棉、桑葉、高梁、甘蔗等，均不苞蕪，多致零落。」狂風吹落田間枝頭的其餘作物，卻讓懼溼喜乾的洋蔥找到歸宿。強風讓蔥葉不易結露、不易生病害，甚至讓蔥葉自然倒伏、從而抑制其生長，將養分留給地下球莖，收成時顆顆結球碩大，甜美多汁。
自1950年代開始，恆春半島成為島內洋蔥主要產地，全盛時期全島有9成洋蔥出自此地，博得「洋蔥王國」美名。即便今日榮景不再，根據2014年農業統計年報顯示，屏東縣洋蔥產量仍佔全國總量之半。
每年中秋節前後，節氣一過白露，落山風開始呼呼吹響，便宣告洋蔥播種的時刻來臨。蔥農必先在育苗田內整地，使用滾輪壓平畦面，覆上石灰，再灑下種子，避免昆蟲啃食。灑種後得覆蓋稻草或塑膠布，保持土壤濕潤，40至50天後，育苗完成，再將蔥苗定植到洋蔥田。
自日本移植失敗的歷史即可看見，洋蔥的體質其實甚為嬌貴，易生病害。採取慣行農法的農民，自蔥苗種下的第5天左右，便開始噴灑除草劑、殺菌劑，才能防止雜草與病害的侵襲。洋蔥收成拔起後，必須放置田間日曬至縮水，才能去根去葉，避免發芽。也正因此，少數有機洋蔥的價格，總是居高難下。
台紐經濟協定 衝擊本土洋蔥
這嬌貴小王國的國祚氣運，與台灣大多數產業命格相似：隨着冷戰圍牆逐漸崩解，原先台灣獨門外銷日本的市場，遭中國低價搶市；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進口關稅由32.5%降至25%，美國、紐西蘭（大陸譯作新西蘭）等國亦開始瓜分台灣內需市場。即便法令禁止，也難完全杜絕中國洋蔥以非法方式流入市面。現任屏東縣長潘孟安在立委任內便曾抨擊，「那些掛『越南進口』的洋蔥，根本季節不對，我懷疑是從中國非法轉口進入的！」
等不到洋蔥從WTO的挑戰中重新復活，國際貿易潮流又變了。多邊貿易架構退燒，雙邊貿易協定開始成為新潮流，洋蔥小王國再度被推到風口浪尖，身不由己。2013年7月10日，台灣和紐西蘭簽署貿易合作協定，由紐西蘭進口台灣的洋蔥原有25%關稅，預定在8年後降至零，屆時進口洋蔥低廉的價格，將對本土洋蔥造成更大威脅。
面對低價紐西蘭洋蔥可能的威脅，台灣農委會的因應之道，藏在不起眼的年度報告角落：「洋蔥生產（雖）不敷國內全年消費需求，惟因應台紐洽簽經濟貿易協定，面對該國主力出口洋蔥，規劃103年（2014年）種植面積1000公頃，較102年（2013年）減少130公頃，藉以穩定產銷。」洋蔥王國的國土轉瞬割讓了十分之一。農糧署作物生產組副組長方怡丹受訪時解釋，之所以減少130公頃種植面積，是預計將一部分的屏東洋蔥產量，轉向中部彰化縣伸港鄉一帶，「延長國產洋蔥產期，以增加外銷競爭力。」
外患侵門踏戶，種種內憂也令洋蔥王國的甜美染上苦味。除了恆春半島生態改變導致洋蔥的「黃萎病」更加嚴重外，常見的旺季供過於求、缺乏冷藏貯存設備、契作體系不完善等台灣農產品常見問題，洋蔥也一樣不少。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當數農村青壯人口外流嚴重，總讓洋蔥採收時嚴重缺工。
蔡英文本屆總統任期結束的時刻，便約略是紐西蘭洋蔥零關稅生效之時，屏東洋蔥產業勢必面臨一次存亡考驗。無論蔡英文是否能順利連任，當她乘車回到故鄉時，一袋袋的小洋蔥是否還在原地等着她？
自1991年開始，台灣國防部在恆春半島設立了「三軍聯訓基地」，演習、訓練帶來的噪音，甚至還有砲火誤擊，都讓當地民眾非常不滿。為了安撫當地民眾，國軍每年派兵協助採收洋蔥45天。許多國軍與居民採出深厚感情，農家把正值壯年的男孩當成孩子一樣疼愛，「豐盛飯菜招待是基本，感情好到休假時請來家裏作客的，也非常多。」青年農民王嘉禧回憶。
但農村「軍愛民、民敬軍」的現況，可能隨着國軍的「精實案」和募兵制成為過去。國防部多次聲明，讓國軍當「免費洋蔥工」的政策可能會漸漸取消。甚至一度宣布，將於2016年終止助採洋蔥的任務。不過，農糧署已證實，難擋地方的一再要求，國軍今年仍會派出250名人力幫忙採收。
除了免費的採收工隨時可能退場，老天爺也相當不留情面。在蔡英文正小心翼翼地張羅政權交接的時刻，屏東洋蔥正泡在它最厭惡的雨水裏，輾轉難眠。恆春半島在2016年1月降雨量高達98.5mm，刷新百年紀錄，是往年平均雨量5.5倍；再加上秋颱、寒害幾番天災打擊，估計讓洋蔥產量將減少三分之一至半數。許多農民早已放棄今年稀薄的利潤，打算將其放在田邊腐爛，甚至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屏東洋蔥近年來最慘的一年。
洋蔥前景低迷，農民開始在蔥田搭起棚架，轉種利潤較高的火龍果。根據鄰近楓港的車城鄉農會統計，火龍果種植面積從2011年的10公頃，至2014年已有約50公頃，讓洋蔥田面積大幅減少。老農憂心，「再這樣下去，屏東洋蔥可能會慢慢失去領導地位。」
掐指一算，蔡英文本屆總統任期結束的時刻，便約略是紐西蘭洋蔥零關稅生效之時，屏東洋蔥產業勢必面臨一次存亡考驗。無論蔡英文是否能順利連任，當她乘車回到故鄉時，一袋袋的小洋蔥是否還在原地等着她？或者，公路旁小販叫賣的風景依舊，似水流年卻換了洋蔥顏色，沿街兜售的都已是外地洋蔥？未來蔡英文的「鄉愁」，莫非只能從紐西蘭進口？
相對於農民的悲觀，身在主管機關的方怡丹並不作如是想。在她看來，眼前的種種難關，只能說是屏東洋蔥正在引入新型農機採收、農民必須調整種植模式的「轉骨期」，而非歷史的終結。她相信「除了口感特殊軟甜，整個北半球，只有屏東能在這個季節收穫洋蔥，正是未來外銷的利基。」或許，台灣人也該點亮心中的希望，要相信位於屏東的洋蔥王國，接下來或許風調雨順，亦可能遇上命定的中興，成功喘息翻身，再迎來下一個風光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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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精選書摘：王宣一家傳名菜「紅燒牛肉」到底是簡單還是麻煩？詹宏志親自示範給你看 (3344)
文：詹宏志
紅燒牛肉料理說明
「紅燒牛肉」本來是宣一母親的名菜，在親友間極受歡迎；後來宣一自己也做出了名號，很多第一次上家門的朋友都指名要嘗它，也有一些旅居國外的老友回國時嚷著要吃它，都說國外完全吃不到這樣的菜。
「紅燒牛肉」既簡單又麻煩，說它簡單是因為它沒放什麼神奇佐料（主要只用醬油和糖）或用什麼特殊手法：但說它麻煩是因為它的滋味全靠浸置而來，你要反覆煮開再關火，不斷翻轉檢查，直到牛肉牛筋都熟透近軟爛。通常要花三、四天時間準備，是個很費工夫的菜。
「紅燒牛肉」賣相極佳，煮好時透著油亮醬色，滋味絕美，充滿膠質，搭配白飯（而非麵條）最為合拍；宣一後來發展出用「紅燒牛肉」搭配日式蛋包飯，半熟滑嫰的雞蛋配上黏唇的甜美醬汁，是許多朋友喜愛的難忘組合。
攝影：高琹雯，新經典文化提供
材料10~12人份
- 牛前腿腱子肉5斤
- 牛筋3斤
- 豆瓣醬油400毫升
- 豆瓣醬2大匙
- 紅砂糖（二砂）4大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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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第一天
1.先去血水：煮一鍋開水，分別放入牛肉及牛筋，煮滾立刻撈起，浸冷水。
2.牛肉與牛筋分兩鍋煮，放冷水蓋過食材，同時各加入200毫升醬油煮滾後再燉約半小時，放涼使之浸置。邊煮邊撈除浮渣。
第二天
重新開火，牛肉與牛筋仍分開煮，煮滾後再燉約30～40分鐘，牛筋視爛度增加燉煮時間。此時各加入1大匙豆瓣醬增添風味。煮到用手捏有些爛還不太爛的程度後放涼。
攝影：高琹雯，新經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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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1.牛肉與牛筋分別煮開後合併成一鍋，必須不定時翻攪，確認沒有黏鍋。
攝影：高琹雯，新經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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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煮約10分鐘後起鍋前加入紅砂糖大火收乾，即可讓牛肉與牛筋漂亮上色。盛盤時透著油亮醬色，滋味絕美。
攝影：高琹雯，新經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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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第三天牛肉與牛筋鍋中已富含膠質。故燉煮時，必須不停地翻攪以免黏鍋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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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國宴與家宴 經典回味版》新經典文化出版
Photo Credit: 新經典文化
書籍介紹：
她細數每一個母親在廚房裡往返進出、從容自如的身影，她重現一個家含蓄有味的生活面貌。透過描寫細膩的刀工、隱藏的美味，一場場認真請客成就了一個家庭認真對待日常的文化滋味。
這本書是關於一個家庭飲饌的紀錄，藉著五篇散文與五道追求隱藏價值的江浙菜，王宣一記下了一個那樣的年代，一個家庭餐桌和廚房裡的光陰就有說不完的故事的年代。
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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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寶貝來：觀念要翻轉-寶寶別再包緊緊，他其實真的很怕熱！ (10463)
俗話說：「剛出生的孩子沒有六月天」，因此坐月子的媽媽們經常不僅把自己包得緊緊的，也會幫寶寶穿上一堆衣物，甚至用毯子緊緊包住，深怕剛出生的寶寶著涼了。可是，媽媽們是否覺得寶寶的臉微微地發紅，而且看起來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樣子呢？究竟該怎麼樣幫剛出生的寶寶準備穿著比較恰當呢？
孩子的新陳代謝比成人高，如果穿過多的衣服反而讓寶寶不易散熱
其實多數人經常都讓寶寶穿太多衣服了，然而新生兒比大人更怕熱，因為作為體溫調節中樞的下視丘此時尚未發育完全，所以孩子無法維持自身體溫的穩定，容易隨環境而改變，加上孩子的新陳代謝又比成人來得高，因此如果穿著過多的衣服時，會讓寶寶不容易散熱，如果寶寶因此出汗又未即時擦乾並吹到風，反而容易因為溫差較大導致免疫力降低，增加感染病毒的機率，所以實際上造成寶寶感冒的原因，並非是因為衣服沒有穿夠，而係因為免疫力降低同時感染到病毒所造成。
孩子手涼涼的不見得就是他冷了
此外，多數的媽媽會以自己的體感溫度來幫孩子穿衣服，但因為孕期的準媽媽們新陳代謝較高，體溫通常也比較高，一旦生產完後體溫會隨著新陳代謝降低而變得怕冷，如果媽媽們此時以自己的體感溫度作為基準，加上摸到孩子的手是冰涼時，經常會幫孩子穿過多的衣服，然而孩子手部溫度比較涼是因為他們的皮膚散熱比較快速，比較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觸摸孩子身軀幹得部位來得到較為準確的體溫，才不會幫孩子穿上過多的衣物，導致寶寶不容易散熱。
會不會寶寶穿太多了，而你不知道
有哪些情況是寶寶穿了過多的衣服了呢？當寶寶臉部泛紅、觸摸寶寶的身體感覺是溫暖的甚至有點烘熱、額頭、頸部及胸部等處摸起來像是流過汗的黏膩感，甚至寶寶已經在出汗了，這些都顯示了寶寶已經穿了過多的衣服。當孩子穿了太多的衣服而無法散熱時，寶寶會因為過熱而感到煩躁而容易哭鬧、不願意喝奶，或經常在喝奶時睡著，如果此時能幫孩子去除一點衣物，寶寶反而會感覺比較舒適。另外，寶寶的皮膚也容易因為散熱不足而容易產生紅疹，因此適度幫孩子調節溫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擔心用手觸摸無法得知寶寶正確的溫體，尤其是正在坐月子的媽媽們通常對溫度的感覺比較失準，此時可以借助體溫計來測量寶寶的體溫，當他們的體溫介於36.5至37.5度時，會是他們感到最舒適的狀態。
當你覺得悶熱了，寶寶一定感覺更熱了
另外在空間上，通常來說寶寶的體溫較高，因此當大人明顯感覺到房子的悶熱，寶寶一定感覺過熱了，此時可以將房間的溫度調降4度以下；當大人雖不至於覺得熱感覺有點溫溫的，則可將房間的溫度降低3度左右；如果媽媽覺得房間的溫度剛剛好時，其實可以再幫孩子調降的2度左右。大致來說，當環境的溫度控制在20~24度時，是讓寶寶感到最舒適的室溫。
孩子衣服怎麼選、怎麼穿
在幫孩子選擇衣物時可選擇天然材質做成的，並避免有帶子的衣物，特別是頸部周遭的部分，最好也不要有太多的裝飾品，如果有扣子的話要記得確實縫緊以免脫落。另外，如果冬天有涼風的時候，可以幫寶寶穿戴上帽子跟襪子，但如果冬天是在室內跟夏天的時候，則不需要幫孩子穿戴帽襪，而且當寶寶出汗時最好能幫他換上乾爽的衣服。
所以媽媽們別再幫寶寶穿太多的衣服了！只要適度的衣物即可，並避免讓寶寶處於溫差較大的環境中，就能寶寶感到舒適而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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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周刊】周偉航：4個原因告訴你，男性朋友們當了兵之後，為何都變笨了？ (6487)
圖片來源：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
最近網路上又開始討論起「當兵會變笨」的說法，也有人提出「當兵就算不變笨，也該裝笨」的見解。多數當過兵的男人對於這個議題都有親身體會，所以討論很容易陷入「一笨各表」，對沒當過兵的人來說，則很難拿捏在軍中應有的愚蠢尺度。
到底當兵要不要帶腦去呢？從倫理學的觀點出發，我認為去當兵的人（不論男女，現在也很多女生去當兵了）應該保持「大智若愚」的態度，這不只是基於「比較容易生存」這樣的考量，還有更深刻的道德意義。
「大智若愚」聽起來很像「裝笨」，但兩者還是有些差別。當兵時頗有機會碰到弟兄裝笨，我服役時是步兵預官，有同梯是一流國立大學畢業的博士，卻天天裝笨。他不是想裝智障申請退伍，而是藉此把事情推給其他好欺負的弟兄。這在道德上當然是錯的。
但軍隊的環境的確容易讓人變笨。我同梯預官高達六分之一是博士，二分之一是碩士，但新訓報到的第一天晚上，值星班長教「熱中暑危險指數」（濕度除以10加上溫度，如濕度80%，溫度30度，指數就是38），並隨機出了幾個例題，台下居然一片沉默，無人能應答。原因除了班長對公式講解不清之外，也包括眾人自動把智力調低，以策安全，所以就形成連小學生都不如的慘況。
為什麼當兵會變笨呢？
第一個原因是制度僵化，不鼓勵用腦，照表操課就好。你想推動改革，讓制度更精簡，會有很多人反對，認為產能變得太高，大家以後會更累，還是以低效率生產少量東西就好，這樣人人都爽。
第二個原因是笨長官多，會不斷發明蠢事，你也就只能做蠢事。基層笨幹部呢，會叫你把石頭從這邊搬到那邊去，隔一小時再搬回來，原因不明。
高層單位呢？我曾碰過有長官想知道軍士官到底在幹嘛，就下令全單位所有幹部都要提供個人24小時行程表，而且不是只看一次，是週週都要上傳檔案。大家搞得半死之後，長官真的會看嗎？
第三個理由是脫離外界刺激，生活環境單純。每天都是固定時間起床，做一樣的業務或操課，看電視不是莒光日就是慈濟台，很難跟得上外界資訊與生活節奏，和營外的同儕相比，當然就會比較脫節、鈍化。
第四個理由，就是裝笨的人過得爽，所以就算不笨的人，也會在「物競天擇」的環境下演化出裝笨的能力。你如果太聰明，太優秀，就什麼事都推到你身上，會被活活操死。此外，太聰明的人看到部隊這麼多的蠢事，也難以忍受，日日忿恨不滿，形成額外的心理壓力。所以還是大腦空空，才能海闊天空。
是否去當兵就該裝笨呢？
每個人都有個人目的，但在部隊團體生活中，「共同目的」也有一定價值。許多人在軍中碰到的難題，就是其「個人目的」與「共同目的」發生矛盾。他們想選擇「個人目的」，又怕因背棄「共同目的」而受到責罵，是以透過裝笨來渡過難關。這種裝笨是在逃避自己的社會責任，當然是錯的。
不過，也有很多退伍軍人會說這是「明哲保身」，「什麼都是假的，平安退伍才是真的。」
但你裝笨謀取私利，一路混到退伍，最好，也就是平安退伍，最差呢？記得你的人，一輩子都會在你的品格上劃叉叉，這種「業力」什麼時候會引爆，就很難講了。
我當年那些裝笨、裝死的弟兄，其本人也心裡有鬼，完全不敢加任何同梯為臉書好友。當兵了不起一兩年，卻弄得之後十幾二十年躲躲藏藏，這是何必？
在軍中要怎麼處理「個人目的」與「共同目的」的衝突？
你還是該帶腦去部隊，如果在軍中發生個人與共同目的的衝突，就想辦法在兩者間追求平衡。雖說犧牲共同目的通常不妥，但也不代表你總是該犧牲個人利益。
你該在兩造之間盡量求全。這會花很多腦力，通過這層磨練，也能對你接下來的社會生活更有幫助，所以你不該老用裝笨以逃避問題，而是想清楚之後「適度裝笨」，「該笨才笨」。
「裝笨」本身是種道德中性的手段，如果這手段可用來追求集體的共同善，那就自然會轉變成具正面意義的行動。沒有一定要裝笨，也沒有一定不裝笨，完全看情境適不適合。這種「適度的笨」，就某種角度看來，就是成語中的「大智若愚」了。
退伍後，你仔細回想，可能會有幾位弟兄，看來好像笨了些，總為大家多犧牲；但你也能察覺他的美善，願意在將來和他有更多互動。就算是笨，這也是「笨得好」。
別以為當兵是去什麼異次元，那仍然是人生的一環。你有必要動腦思考，認真以對。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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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黃俊儒：那門叫做「老師人很好」的大學課程 (2718)
圖／報系圖庫
日前一位博士班時期授業的教授仙逝，讓許多學界裡的朋友萬般不捨。教授曾經在政府部門中身居要職，掌理全國性重要的教育事務，不僅自己治學嚴謹，對於學生的要求更是十分嚴厲。
記憶中，在博士班階段修習教授的課程時，他的要求往往是一星期讀完一本原文書，然後到課堂裡面接受他的檢驗。上課前他總是會悠悠地把他手上一顆碩大並鑲著寶石的戒指取下，並重重地擲在大理石茶几上，之後用銳利的眼神掃向你：「你，第XX頁第XX段，開始！」。被點到的人就從教授指定的那一頁及那一段，開始講述那一部分的內容在談些什麼。此時，教授會閉上眼睛仔細聆聽，稍有邏輯上的不明確及理解上的不精準，就會立即被喝叱停下，然後開始接受他的質問。教授不喜歡學生唯唯諾諾，他喜歡學生據理力爭，負責並勇敢地捍衛自己的觀點。但是光有勇氣不夠，如果你的肌肉不結實、骨骼不強壯，你會被教授殺個片甲不留，就像葬身沙場的二兵，你會覺得沮喪、難過、自慚形穢。如果你最後沒有倒下，即便身上淌著血、缺了一條腿，你會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蛻變般的光榮聖戰。
印象中，那時期的課程往往就是課前胃痛、課中發抖、課後狂歡的無盡循環。在教授嚴格的要求下，讀書與做學問，沒有太多可以躲藏的陰影，凡事都需要紮實以對。教授過世時，許多曾在他門下修業過的學生都十分不捨，不捨當年那段在智識上被極致要求，以及在思想上被狠狠操練的歲月。現在回想起來，感念教授人很好。
最近適逢大學開學的時節，正是許多學生對於各種課程進行「選購」的時候，透過幾位心腹學生作為內應，混進包括學校的BBS、號稱「臺灣最大校園私密社群」的Dcard網站、系所學長姐傳承的選課秘笈….等，考察學生究竟如何評價一門課程是好課或是雷課（千萬不能修的課），其中對於「好課」最常使用的形容詞竟是「老師人很好」這句話，出現頻率之高，頗令人意外。再細究「人很好」的意思，雖然涵蓋的範圍頗廣，但是不出幾個固定的元素，例如老師脾氣好、分數給得很甜、上課輕鬆、快樂學習、不太會當人…等等，都是老師被學生頒發「好人卡」裡面不可或缺的元素。
當然，並不是要說在這個時空環境全然不同的年代中，我們還要去緬懷所謂「嚴師出高徒」這樣的古典邏輯，但是如果所有對於大學中學習及知識的想像明顯趨於單一化的時候，恐怕裡面就必然存在某些值得被重新檢驗的問題。
大學在台灣社會被詬病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學用落差的嚴重。往往業界抱怨學校沒有辦法培養出社會需要的人才，尤其在態度及基礎能力上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大學因為招生不易，所以把學生都看是一張張會走路的鈔票，所以也多不願意去戳破這些甜言蜜語背後的謊言。總之，我的博班教授如果被置放在這個時空中，大概要集滿一手的「惡人卡」，哪怕他的堅持與作法真的對學生的未來產生了很大的助益。
這個時代，各行各業競爭激烈，成本花費錙銖必較，各種挑戰嚴峻現實，所以同事人不好、老闆人不好、長官人不好…實屬正常，因為「好」的定義早就已經跟與社會脫節的大學有很大的不同。在學費不便宜、年輕歲月很寶貴的前提下，同學們，你確定還要繼續修習這門「老師人很好」的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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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張文宇：觀點投書：蔡英文家族公司持股浩鼎生技？ (6161)
蔡英文的產業之旅的站是生技醫療產業，在會中對浩鼎送暖。（陳明仁攝）
浩鼎生技乳癌新藥解盲失敗，被證實藥效恐怕與安慰劑根本一樣，外界預期股價將重挫之際。發生了三件事情，其一是中研院翁院長出來大力「高興這款藥以疫苗角度看非常成功，其二是浩鼎解盲前竟有不知名投資人不斷在市場申請借券賣出，總借券賣出的張數達3565張，以借券不同時間來計算，總金額高達21億元，櫃買中心將積極調查。其三是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拜會生技業者，見到浩鼎董事長時送上溫暖「你們要加油」。
本文寫作於2/25，截至2/24為止，浩鼎完全符合外界預期的連跌停三天，市值蒸發300多億，2/25即使不跌停相信跌幅也不低。市場對待浩鼎如此嚴苛，中研院長與總統當選人卻「溫情送暖」，這除非是真有熱愛生技業的大愛，要不不免讓人思索其他可能原因。筆者花了點時間探索一下浩鼎公司的股權結構，赫然發現浩鼎在去年此時有一間叫做「富鈦投資」的股東，董事蔡瀛陽是蔡英文的親哥哥（經濟部商業司網站可查詢）。
富鈦投資原名潔生投資，以蔡英文父親蔡潔生之名創立，曾參與投資創立宇昌公司，與蔡英文家族關係緊密程度可見一斑。而依據浩鼎生技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開說明書顯示，2015/4/25富鈦投資持股浩鼎股票3250千股，持股比率1.91%，為第五大股東。筆者簡要整理這幾年富鈦投資持股浩鼎生技情況如下：
104年公開說明書內文：
由於浩鼎生技最後一次發表公開說明書是去年三月，外界無法得知富鈦投資在浩鼎解盲失敗還有無持股。假想一個情境：若某家名為A的生技公司新藥臨床試驗解盲失敗，而A公司解盲失敗1年前第五大股東是B公司，而B公司其中一位董事是馬英九姊姊馬以南，馬英九總統在A公司面臨危機時親自見董事長要他「加油」，外界會不會咬定馬英九家族一定還擁有A公司的資產，馬英九想要救自己家族陷在A公司裡面的錢呢？
富鈦投資（前身為潔生投資），至少在2012至2015的三年間是浩鼎生技前十大股東，這是個事實，這是一個與蔡英文家族不能說無任何關係的公司。對待蔡英文，輿論自然傾向信賴支持這個人，不過四年任期很長，以最高標準避嫌對新總統的前途肯定是比較好的作法。八年前馬英九上任時，除讓妻子周美青辭去兆豐銀行董事，大姐馬以南辭去中國化學製藥公司副總經理之外，周美青的二哥周偉奇也為了避免產生利益衝突疑慮，也辭去聯合液化石油氣公司董事長的工作 。竊以為這樣的作法非常值得蔡英文考慮啊，家人賺錢的管道越少，給外界的信賴感會越強。
＊作者為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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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范綱皓：谷阿莫的五分鐘看《丹麥女孩》：又是懂得笑就不會恨？ (4332)
人氣如日中天的谷阿莫，用快速、易懂、輕鬆的方式，帶領大家用他「個人」的觀點來詮釋電影。在社群平台上，他享有極高的轉載率與影響力。他在做的事情，當然是影評的一種形式，更是年輕人在新時代中，掌握新媒體的表現。用白話詮釋一部電影，自然是他的賣點。
不過他也受到許多批評。第一，他看盜版電影，擷取片段來做影評，等於變相鼓勵盜版。第二，胡亂詮釋、揣測電影作品，糟蹋了好電影。第三，對於電影評論這項專業，不應該只是「偽預告片」或「劇透」，影評更應該做到：選角、演技、劇本分析與批評、場景調度、美術製作、配樂、導演的運鏡、剪接⋯等評論。
谷阿莫的「五分鐘說故事」在社群網站爆紅，是另類的「影評」。（圖：取自谷阿莫說故事粉絲專頁）
不過，以上這些批評，谷阿莫本人倒是不屑一顧。畢竟他的粉絲大概會替他緩頰說：「難道谷阿莫不能有他自己對電影的詮釋嗎？」當然可以，可是一旦他的言論，涉及對特定群體的歧視，那就另當別論，要嚴加檢視了。
歧視，難道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嗎？
這次谷阿莫引發的爭議，不是電影人批評他的那些淺碟內容，而是他並沒有意識到媒體的散播效應。擁有近200萬粉絲數，一言一行，必然帶來強大公共效果，並且影響社會的價值觀以及觀眾的素質。他對每一部電影的詮釋，只要放上公開的平台，經過幾千人分享、幾萬人按讚、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瀏覽，谷阿莫就不可能只是谷阿莫。他對電影的詮釋與論調，就不只是「個人意見」，而必須接受檢視。
這一次，谷阿莫花了五分鐘評論《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一部描寫全世界第一個做變性手術的「女孩」—Lili（Eddie Redmayne飾）—的故事。
谷阿莫在五分鐘的影片中，展現了他對「性別」的無知與「跨性別者」的歧視，他甚至數度稱之為「病」，指稱Lili的妻子Gerda（Alicia Vikander飾）認為Lili「病會好」、「變正常」。
（小編到戲院新賞過《丹麥女孩》這部電影，其實這段影片看完真的讓人很不舒服）
難道，他／她不正常嗎？
在1920年代，跨性別者被視為精神病患者、瘋子，電影中已經演出來了，時空都來到二十一世紀了，谷阿莫竟然重蹈覆轍，繼續以「有病」的字眼來描述跨性別者，不但在傷口上灑鹽，還繼續裝瘋賣傻、裝可愛。
除了對跨性別者的惡毒偏見，谷阿莫也大肆批判《丹麥女孩》中的感情觀。他認為兩人結婚已有誓言承諾，豈可輕易毀壞。但我認為，婚姻、愛情、親密關係，都是在一段關係中的所有人，經過協商、溝通、長期相處所實踐出來的愛。這也正是《丹麥女孩》所描述的愛情主軸。
他們夫妻在畫裡、裝扮遊戲裡、日常生活的轉變中，學習怎麼去愛彼此、做自己。《丹麥女孩》是一部談論跨性別者的電影，也在談論超越性別的愛情，讓觀眾看見愛的多元可能。所以，自不自私、有無毀壞婚姻的承諾，全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關係中的人，彼此是否合意。如果他們都歡喜做、甘願受，到底干谷阿莫什麼事？旁人又何必多嘴？
《丹麥女孩》是一部談論跨性別者的電影，也在談論超越性別的愛情，讓觀眾看見愛的多元可能。（圖：環球影業）
當然，我絕對捍衛谷阿莫「個人」的言論自由，保障他免於不適當的干預。但是一旦他的言論具有公共效果，又帶有歧視時，他的言論自由已經與他人（通常是弱勢）的權利相抵觸，歧視、仇恨、壓迫的言論，就應該要被檢驗。
有趣的是，谷阿莫的粉絲又會跳出來護航說：「他只是帶大家用輕鬆的方式看電影，有必要那麼嚴肅嗎？」是呀！還記得《大尾鱸鰻2》在電影片段中，歧視原住民、男同志、性工作者時，邱瓈寬也是說：「懂得笑，就不會恨」，簡直如出一轍，本是同根生。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好笑就好，被調侃一下有什麼關係」的心態，繼續蔓延在台灣社會，縱容谷阿莫帶有歧視的電影詮釋，我們就會生產出更多邱瓈寬們。如果我們不去限縮、挑戰歧視性言論，邱瓈寬們將會更理直氣壯地散播歧視的言論，毫無限制地擴張，並且持續地傷害特定族群，加深歧視的效果與社會對立。
他們的言論，反映這個社會仍然有一大群人，腦子裡裝著古代的思想，更證明這個社會的種種歧視仍然存在。歧視言論並不會因為我們圍堵、限縮它，就會自動消失。歧視言論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講出它的人，毫不知情他們正在歧視他人。既然如此，面對這種自走砲的歧視言論，我們只能正面迎戰它。
我也曾經是丹麥女孩
為什麼我如此氣憤於谷阿莫對《丹麥女孩》的詮釋？因為，我從小就是那個被他當成「有病」的人。
小時候，我羨慕女同學可以穿著漂亮的蕾絲裙子、紅到發亮的小皮鞋、各種顏色的褲襪。但是，我沒有機會穿著女裝，只能用家裡的浴巾圍著腰當裙子，毛巾綁著頭當長髮，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那時候，我其實沒有像谷阿莫說「如射精般興奮」的感覺，我只覺得開心，我喜歡那樣的自己。
關在房間偷偷來，是因為我被期許像個「男孩的樣子」，而不是穿裙子、留長髮的「女孩樣」。但是，我搞不懂為什麼那個樣子，不能被稱作男孩樣，而是女孩樣？為什麼我必須要按照大家的想像，才叫做男孩樣？或許是一個叛逆的心，在成長的路上，我越來越渴望保持「自己的」樣子，而成為了人人口中的「娘娘腔」。
（還記得玫瑰少年葉永鋕嗎？這世上有多少人的「不一樣」被社會缺乏包容的心排擠、吞噬）
那段日子是痛苦的，我甚至好一陣子不敢回想。國小時，有一次我走近小便斗上廁所，一個男同學用力將我拉離小便斗，大聲吆喝「你那麼娘，你有雞雞嗎？」，並對我進行「檢查」。那時，我感受前所未有的羞辱。當下，我並沒有哭，因為我知道，要是我哭了，我將符合他們對娘娘腔的刻板印象，我會再被羞辱一次。所以，我故作鎮定地離開現場，跑到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嚎啕大哭。自始，沒有人的時候，我才敢去男廁所，大多數時，我都是跟女生一起去女廁所。
儘管還有很多被欺負的經驗，但我總算就這樣長大了。高中讀了男校，我想擺脫「惡夢」，開始學習陽剛，準備「成為男人」。像是拿著橡皮擦，一點一點地拭去我身上的陰柔特質，再用炭筆，一筆一筆地勾勒出大家期待的陽剛特質。
在《丹麥女孩》中，Lili的變性前叫做Einar，他現身時，總是以一個領子超大且硬挺的襯衫、正式的西裝示人，那彷彿是他壓抑Lili在他內心的一副盔甲。就是這樣，我與Einar一樣，我們被期許像個「男人（孩）的樣子」，所以我們都要隱藏內心的Lili。「男人的樣子」主宰了我們人生大半的日子。
有人接受了他人期待中的自己，有人選擇追尋真實的自己，關於「做自己」，這個天經地義的事，為何須要承受別人惡意訕笑的眼光。（圖：環球影業，截自預告片）
我接受了高中以後的自己，但Einar選擇追尋內心的自己。我其實不是個跨性別者，我的性別認同，不論在生理、心理，都認為自己是個男性，但是，我為什麼要因為性別氣質跟他人不同，就應該被欺負？被他人強迫執行身體檢查？我招誰惹誰了？為什麼做自己，總是要做別人眼中的自己，而不是自己認為的自己？
看到這裡，谷阿莫跟他的粉絲，還會認為我有病嗎？我不正常嗎？
Lili不是被妻子Gerda（Alicia Vikander飾）轉性的，而是她困在一個男性的身體裡幾十年，台灣的觀眾能夠了解她迫不及待，就算是拿命來換，也想「成為自己」的渴望嗎？這樣還會有人認為她很自私嗎？
在評論電影以前，好好地認真去瞭解跨性別是什麼，很難嗎？如果玩笑話，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這樣還好笑嗎？
我的人生、Lili的故事，很好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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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瑞典過日子/夙霓：「咳到出血、護士我中毒了，抱歉你再等等⋯⋯」原來瑞典的醫療是這樣玩的 (1919)
在沒有搬到瑞典生活之前，也曾透過一些媒體看到過北歐國家高稅收高福利的相關報導，例如：醫生有充裕的時間幫病人看診，還擁有讓自己放鬆Fika（下午茶）時間。
或是：病人擁有足夠的看診時間，一個病人至少有20-30分鐘看診時間，額外所需的一切化驗，如：超音波、CT等，都不需要再額外排隊，因為所有的檢查都在預約被接受那刻起，全部一條龍地預約好了。
亞洲媒體報導了北歐國家讓人稱羨高福利醫療制度的這一面，再用以反推亞洲各式各樣的「血汗醫療工廠」，然人們卻往往忘記探究，實際瑞典這一切高品質福利醫療的背後，是怎樣的醫療制度及醫護觀念建構出這一切。
而以有限的醫療資源運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不任意浪費任何一分得來不易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讓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老有所終，在這樣醫療設計制度基礎之上，瑞典的醫療制度又發展出怎樣的不同問題。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一下瑞典的醫療制度、醫護觀念，及瑞典生活就醫的最大問題：
分級，嚴格執行
在瑞典，持有合法居留權，包括工作簽或者學生簽證，超過一個自然年即365天以上的人，即可註冊瑞典的人口號碼，有了這個號碼，就可以在當地的醫療中心申領一張醫療卡。這張卡會記錄你在瑞典期間所有的就醫狀況，全國聯網可查，可以讓醫生十分便捷的瞭解到你的既往病史及用藥狀況。
1. 社區醫院（Vårdcentralen）
在每一個社區都有設立，為最基本的醫療單位，也是一般民眾最常使用的醫療系統，普遍以打電話向護士匯報病情，護士在電話問診過程中評估你是否需要就醫。也有部分社區醫院提供drop in現場預約，但有其限制時間及人數。
2. 省郡立醫院（sjukhus）
當社區醫院接診醫生認為病人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或者需要專科醫生的診斷，便將病人轉診至省郡立醫院。一般婦女生產及重大疾病也是在省郡立醫院進行。
3. 急診中心（Akutmottagningen）
遇到突發意外以及緊急情況時，可以直接至急診中心就醫或者打急救電話112叫救護車。
當然急診中心的就醫順序仍以是否危及生命危險來分級，一般非立即性得處理的病痛，最長時間得等待超過2個多小時，進急診中心，從進去待診到診療結束大概都得6小時以上，一半時間以上在等待醫生從某個重症病人身邊再度回來，因此瑞典一般民眾並不會隨意使用急診中心醫療資源。
4. 電話預診1177
這對多數外國人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就醫途徑，當遇到不危及生命但需要專業醫療建議時，如高燒，咳嗽，便可撥打這電話，接診醫生會根據病人的描述給予具體照護及非處方籤用藥建議，病人再根據這些建議在家自我照護，用以緩解症狀。如果經過評估，醫生認為有轉診到專科的必要，他們也會儘快的為你安排就診時間。
總的來說，瑞典分級醫療的優勢在於當護士已在電話第一線便過濾掉非緊急性的病人，並將不同疾病層級的病人分散在不同醫療層級，便不會發生過多病人被擠壓同一段上班時間，或者同一個層級醫療系統之下。因此病人的就醫環境良好，個人隱私也會得到很好的保護，醫生和病人有充分溝通時間，而醫護人員也有適時休息時間。
瑞典全民健保，醫藥分家，特殊專科獨立
瑞典實行全民健保醫療，但所謂全民健保的基礎建立在昂貴的個人所得稅繳納，根據2005年紀錄，瑞典醫療經費高達2230億克朗，占當年GNP的8.4%。這筆龐大數目的醫療經費主要來源是個人所得稅，其比例占全部醫療資金組成的70%以上，其餘部分來自於政府撥款，個人支付比例僅占不到5%。
而瑞典個人所得稅月收入超過6000克朗（約24000NT）就得向政府繳稅，以一個月收入兩萬克朗為例，所得稅最低為22.5-25%，收入愈高所得稅比例愈高，如：瑞典大企業愛立信或H&M為例，得繳遠超過收入的50％的稅賦。瑞典IKEA家具總裁Ingvar Kamprad便為逃避瑞典高稅制移民瑞士。
在高賦稅制度基礎以上，瑞典全民健保醫療仍有其初級就診費用，全國各地略有差異，在100到300SEK之間，上限是每人每年1100SEK，也就是說，當你在12個月內支付給當地醫院超過1100SEK的時候，接下來的治療費用就不用再自己支付。（牙科不在此類）。如果需要住院治療，每天的住院費不超過100SEK，治療費與處方藥費也同樣在住院期間適用。
再者，瑞典實行『醫藥分家』的政策，醫院並不直接出售藥品，也無附設醫藥藥局。在醫院開出處方籤用藥後，民眾在自家附近任何一個藥局，出示你的ID-kort，便可領取你的處方用藥。
處方用藥的費用，18歲以下全部免費，成年人每個自然年內，藥費則是用high-cost ceiling的方式遞減，費用到達1100SEK後，藥費折扣50%；至1600SEK後就折扣75%，剛抵達處方藥費上限每人每年2200SEK後，便不用再支付任何藥費。
在一些專科類的治療上，比如牙科，生育科，政府支付的比例跟普通的醫療類並不相同。
比如牙科，21歲以下的民眾享受免費的牙科治療，成人則每年補助300kr作為基本的保障，其餘的費用需要自付。一年加總超過3000kr，可開始50％折扣，為第一門檻；加總超過15000kr，則可獲得85％的補助。生育科，如果需要進行IVF試管嬰兒的治療，政府為38歲以下的女性提供三次免費治療的機會，超齡或者三次不成功仍需要接續療程的人，則需要自付費用。
「咳到出血，16小時內嘔吐20多次，護士我中毒了，抱歉你得再等等⋯⋯」
最為瑞典民眾所詬病的便是「就醫的困難度」及「漫長的排隊系統」，在瑞典就醫的困難，大概預約到醫生便可拉彩炮慶祝這般誇張，多數瑞典人也往往因這套醫療系統的就醫困難，反致力於自身健身運動以換取不生病的體魄。因此瑞典城市除了餐館、髮廊，為數最多便是健身房。
除非有生命危險，預約醫生一般需等一周左右，最常見的感冒，高燒得超過三個全天，身體並無好轉的情況下，方可順利預約到醫生。
以我本身慘痛經驗為例，孩子上幼兒園每個月都被傳染感冒，加上自身鼻炎反覆交叉傳染，咳到痰有血還無法順利預約到醫師，一年因感冒感染肺炎三次進院。其中一次雖如願見到醫生，但驗血後發現只是病毒性感冒尚未合併細菌感染，醫生不願意開出任何抗生素類用藥，便讓你回家自癒。
我家孩子因為腸胃型感冒16小時內嘔吐20多次，預約醫師時護士依然堅持在家看護，只要求家長小心看護、維持一定水份，避免孩子脫水，並和你宣導應該建立正確的醫療觀念，不該浪費重要醫療資源。
瑞典每年秋季，因採拾森林菌菇中毒，延誤就醫的病例不知多少。某年瑞典報紙便特意以某位誤食毒菇，打電話欲就醫，護士依然要他多喝水多休息，導致他中毒身亡的案例，徹底諷刺瑞典醫療就醫的困難度。
瑞典對醫療資源的控管為何會如此嚴格？
第一是他們對藥物的嚴格控管，第二則是他們必須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及資金用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以確保每一個老弱孤苦無依者的生活保障，第三瑞典國民醫療資金70%來自人民的稅收，以高稅收保障高福利是瑞典政府的一貫做法。
而這樣的理念也就必然影響到政策法規的制定，將現有資源最大化最有效的利用，為了避免醫療資源被過度濫用，這種看似中庸，實則非然的醫病關係也就應運而生。
瑞典現有醫療機制的確保證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但也帶給一般民眾許多延誤就醫的困擾；目前一些福利更為優惠的公司行號或者私人雇主，開始也將額外的醫療保障變成延攬員工的誘因，比如對醫療過程中產生的自付費用進行一定比例的補貼，或者保證疾病一定看得到醫生等等。
而這樣額外的商業醫療保險也已開始成為瑞典民眾一項熱門保險項目，足見在過份嚴格醫療篩選標準之下，瑞典人也開始用金錢買來更全面的醫療保障。
比較瑞典及亞洲的醫療體制，各自存在著不同文化所衍生出過與不及的醫療問題，瑞典醫療必須考慮的是疾病者忍受病體的折磨，而亞洲醫療需探討的是過度的醫療浪費，過份耗損醫療人員，醫病關係的不和諧，民眾存在看愈多賺愈多的貪小便宜心態。
人們往往以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情為自豪，但當人情走到最後，卻變成任何彌足珍貴都變成廉價商品，只講俗又大碗的社會文化。
醫療，不只是醫病人的身體，也醫醫護人員的心，當一個上午本能照顧25個病人的醫療卻塞進100個，而進來的病人有一半以上是來看心理安慰的，充滿疲憊的不滿，劍拔怒張的醫病關係，如何創造雙贏的局面。
台灣在羨慕他國高福利制度的背後，該反思的是醫療經費透明統一化、醫療分級的實施及正確的醫護觀念，取其他國之優去其劣，別用最美的人情框住制度，這道最美的風景，是糖也是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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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張冬凝：張冬凝觀點：也許，是向瑞士宣戰的時候了 (2905)
前總統陳水扁在紐時全球貪汙排名中，位列第二（紐時網路截圖）
「掌權者，盜款數以百千萬計！（They Held Power. They Stole Millions.）」這是？ 2016年2月16日紐約時報的標題。
在這個報導中說，美國司法部正在努力的把由外國官員被盜資產追回。所謂的外國的官員包括了許多國家的獨裁者，政治人物和統治精英。在這篇報導中，囊括了這一個世界貪腐的統治者。在列的名單上，第一位是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的女兒古納拉卡麗莫瓦（Gulnara Karimova ），這一位曾經是社交名媛，服裝設計師的名女人，美國司法部試圖將她數達三億美元的賄款沒收。美國政府有證據相信，這筆匯款是由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為了想得到烏茲別克斯坦國內電訊公司的合同，而支付給他的賄款。在她自己的國家裡，大多數烏茲別克人把她稱作是「強盜貴族」。
貪腐名單第三名是前烏克蘭總理帕夫洛-拉札連科（Pavlov Lazarenko）。拉紮連科在20世紀90年代任職烏克蘭總理時，勒索了數以百萬計的回扣。為了逃避被逮捕，他逃到了紐約，在1999年搬到了位於加州有二十間客房的豪宅。2009年，他被美國聯邦法院以洗錢罪起訴，直到目前還在監獄中服刑。根據美國新聞報導，他正在爭取希望服刑以後能夠留在美國。拉紮連科在國際透明監督組織（the watchdog group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世界的貪官排行榜上名列第八。
在紐約時報報導世界領袖貪官的名單上，尼日利亞獨裁者薩尼阿巴查（Sani Abacha）是被列為第四名。雖然，阿巴查在1998年已經故世，美國政府仍然努力的想從阿巴查先生的六億三千萬美元的遺產中于以查扣。根據美國政府的報告，阿巴查和他的親信通過金融機構，把貪污款移往國外。兩年前，政府贏得了法院的命令，凍結了阿巴查的離岸銀行賬戶四億八千萬美元。也許有人說，美國財政阮囊羞澀，所以才想向這一些國際貪腐的領袖開刀。可是事實上美國政府計畫把這一筆款充公後，能夠歸還尼日利亞。因為這些錢大部分是從尼日利亞衛生，教育和福利計劃的政府公款中取得。取之於民，歸之於民，這是美國政府做的非常漂亮的地方。只是，在若干年前瑞士政府曾經把數達千萬的匯款查扣後，歸還給奈及利亞的政府，因為這筆贓款本來是應該用在奈及利亞在教育部門健康部門，和社會福利部門。只是信不信由你，這一筆款項，後來又不知所終。
接下來，是一位馬尼拉一個名叫珍妮特林拿坡里斯（Janet Lim-Napoles）富裕的女商人。珍妮特被指控竊取數百萬被戲稱為「豬肉桶騙局」。這是一個長達十年在救災和其他都市發展計劃中的回扣賄款。美國政府追查到在贓款中，有一千兩百萬美元，被轉移到了美國的銀行帳戶，用來購買在麗思卡爾頓酒店在洛杉磯一套公寓，和迪士尼樂園附近的一家汽車旅館。而他的女兒 也買了一部保時捷代步。對於林拿坡裡斯來說，壞消息是，她目前在馬尼拉服刑，刑期是無期徒刑。
也許讀者會詫異，為什麼把紐約時報第二名貪腐的世界領袖遺漏了呢？說來令來自臺灣的筆者臉紅。紐約時報第二名的世界貪腐領袖是陳水扁，陳水扁的貪腐事蹟，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不用筆者贅述。紐約時報報導，陳水扁─台灣的前總統在2008年卸任後被起訴，他使用贓款，買下了曼哈頓的高級公寓和在弗吉尼亞州的葡萄酒之鄉，風景秀麗的山丘豪宅。陳氏夫婦，把受賄的錢透過空殼公司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尼維斯，再透過瑞士銀行帳戶細洗錢，進入由陳氏夫婦兒子控制，用來掩蓋家庭在美國購買的物業。當然這兩個物業已經被美國政府充公沒收。
這一篇有關陳水扁的夫婦的報導，使臺灣又回到國際媒體舞臺。紐約時報是一個屬於世界級的報紙，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上他的報紙新聞：陳水扁不但被列入世界貪腐領袖的第二名，而且，紐約時報登載了陳水扁先生的彩色玉照，也算是給足了臺灣的面子。
內子看了筆者的初稿，擔心筆者的政治不正確，自找罵挨。這一個憂慮，不甚重要，因為筆者只是轉述紐約時報的報導。而且，如果讀者不服氣，可以去控告紐約時報。再者，蔡英文已經得到了完全執政，也許是應該向瑞士宣戰的時候了，因為陳水扁的案子始作俑者，都是瑞士洗錢中心告的狀。瑞士，不愛臺灣，是孰不可忍也。
*作者為美國註冊會計師，夏威夷中國日報總裁和夏威夷中文電視華夏電視台榮譽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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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陳穎青：台北書展還能走多遠？ (1632)
台北國際書展結束了，今年50萬的參展人次，繼續創下近七年以來的新低，人潮減少，營業額下降。展後的媒體評論全都是負面字眼，抨擊書展變成賣場，展位租金昂貴。承辦的書展基金會也變成指責對象：萬年董事會沒有新血輪，以至於創新不足，無法面對時代的變局。
但就在開展的第二天，大陸著名的財經新聞媒體發了一篇長篇報導，洋洋灑灑四、五十張即時快照、盛讚書展各展區、書單特色，甚至及於會場外的「公民書展」。如果只看這個報導，你會覺得這是一個生氣勃勃、生意盎然，充滿人文氣息、活力創意、愛書人必訪的精采書展。真相是哪一個呢？真相還在兩者之間以及之外。台北國際書展（本文簡稱「北展」）像一隻大象，從不同角度會看到不同樣貌。為了要看清楚這隻大象，我們得把視野展開。
書展不能不賣書
北展的前身，是出版公會在「台北國際學舍」辦的國際學舍書展。國際學舍雖然有個「國際」字眼，但其實個貨真價實的大賣場，任何人只要租得起攤位，就可以在裏面擺攤賣書（唱片、錄音帶、玩具、開學用品等）。等到上世紀80年代末，國際學舍拆掉了（原址在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裏面），當年的新聞局就和央圖合作，另外開辦了「中華民國台北國際書展」。
可是央圖書展場地小，又不能賣書，出版業抱怨連連，辦了一屆撐不下去，終於改到世貿展場，由新聞局編預算支持。新的北展記取教訓，一開頭就是零售和版權交易雙展合一的展覽型態，這也是為什麼北展會有「專業日」只限國內外出版同業進場的規畫。
北展發展史的第一個教訓告訴我們：書展不能不賣書，不賣書就沒有出版社，沒有出版社就沒有書展，這是無法逃離的循環。許多評論一直在北展淪為大賣場上面做文章，就是忽略了「沒有賣場就沒有書展」這個簡單的現實。
不過專業日的設計現在也已經形同具文。最早承辦單位還很堅持專業日只能談版權，不能零售，會場不准開發票。可是這怎麼可能禁得了呢？場租昂貴，空着一天沒有收入，而且大部分出版社所謂版權交易，只有買人家的，沒有賣的。空蕩蕩的攤位，既沒有人來買書，也不會有人來接洽版權，大家會坐着乾瞪眼嗎？當然不。
所以這二十幾年下來，專業日在業界的名稱已經改變，成了專業「採購」日，大家互相逛別家的攤位，趁着一年難得的機會，場中也還沒有擁擠大眾，大家可以盡情互相買書。且因為專業日憑名片換證入場，所以非業內的愛書人，也紛紛透過關係跟出版圈中人索取名片，以便享受北展六天檔期中最優閒的購書時光。
國際版權交易的現實
為什麼不乾脆廢掉專業日呢？答案出在北展的定位。北展是新聞局（改制後是文化部）編預算支持的書展，展名掛着「國際」，政策要求要有外國參展商，並列入承辦單位成效檢核的 KPI 。因此專業日不只不能廢，國際展區每年也都要維持龐大區塊──儘管，那裏通常是六天展期中人煙最少的地區。
其實台灣根本只有買版權，沒有賣版權的市場位置，但由於文化部預算的關係，北展仍需耗費大量空間給缺乏效益的「國際」參展商。而文化部則由於台灣內部難以言說的「國際曝光飢渴」，20年如一日堅持着台北書展的「國際」定位不能變。例如今年文化部政次在閉幕謝詞中仍然強調：
「文化部將書展定位為『亞洲出版專業知識中心』，期許能夠達到『西方出版界進入亞洲世界的第一扇窗』以及『向世界展現台灣豐沛的原創能量』的目標。」
這三個指標，坦白說，不但沒有對準台灣出版產業的核心價值，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實質幫助產業，走向國際。國際化當然不是壞事，但對產業沒有幫助的國際化指標，既做不到國際化，因此對文化部的政策也是無效益的。
台北如果真想把版權賣到國際市場，幾個現實應該先明白：
第一，即使全世界最大的版權交易書展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版權銷售的冠軍也不是德國出版社。
第二，台灣編輯想買版權的對象，第一優先是英美日韓中，其次可能是德法西義；至於其他國家，包括其他先進國家如荷蘭、瑞士、加拿大等，通常連想都沒想過，更別提阿拉伯、埃及、印度、摩洛哥、巴西等國了。那麼台灣在世界其他版權輸入國的編輯眼中，會排在上述排序的哪一級呢？
如果我們眼中看不上荷、瑞、加，那別人眼中看不上台灣，也就是天經地義的。這並不是說賣版權不可為，而是我們理解了上述現實就知道，這幾年我們用錯了方法。
不管是遠征到法蘭克福，直接在世界第一舞台跟英美日德法同場競技，或者在自家書展自嗨，如前幾年北展曾經甄選過「Best From Taiwan 版權推介書」，這種作法都不會找到可能的買家。前者是強手太多，版權編輯根本沒空注意到台灣出了什麼書；後者則是把書放在北展攤位上是無意義的，因為會來台北的國際出版商，心裏想的不是賣書就是賣版權，買書的版權編輯不會到台北來。
台北書展的戰略
我們唯一的機會，是把版權推介書，送到法蘭克幅書展以外的其他「區域型書展」。
台北書展應該跟其他同等級書展合作──諸如曼谷書展、巴塞隆納書展、新加坡、檳城國際圖書博覽會、巴黎書展、布魯塞爾書展、日內瓦國際圖書沙龍、斯德哥爾摩書展、莫斯科書展、布達佩斯書展、蒙特婁書展、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展、聖保羅書展、聖地牙哥書展、開羅書展。全世界有數十個首都，懷抱着跟台北一樣的渴望，希望世界看見自己的文化；但他們也跟台北一樣，在法蘭克福永遠是弱勢族群。
跟這些非主流書展結為姊妹展，台北開放自己的展覽，也對等要求對方同樣開放對方的展。這些中型書展很難指望出版社要自主參加，所以最合理的做法是：每個首都每年各自選拔最具有版權銷售潛力的出版品30種，補助出版社製作英文解說冊，每年在這十幾二十個姊妹書展中全世界巡迴參展。不必再浪費力氣邀請各別的出版社來台北參展。
結盟了十個首都書展，你就知道自己本國的推介書，未來會在十國首都巡迴，而那十國的推介書也會有英文解說牌，在北展展示給台北的版權編輯，以及想增廣眼界的一般市民。
台北書展是市集，市集成立的先決條件是參展商，是參展商雲集才會吸引讀者進場，讀者進場又回過來維繫了參展商的意願，這是正向循環。如果看進場讀者，今年入場人次確實創下七年來新低；但如果看參展廠商，就知道今年626家出版社參展則是創下15年以來的新低。2002年參展商最高紀錄是1015家出版社，15年來北展出版社衰退率接近四成。
參展無效益這才是北展的致命問題，也才是北展無法展現台灣出版產業完整拼圖的真正危機。北展如果無法贏回出版社的心，未來的路是走不遠的。
（陳穎青，貓頭鷹出版社社長，《老貓學出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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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傅月庵：數位閱讀陰影下的書展 (1562)
1995年夏天初入出版這一行，隔年春天，第一次參加台北國際書展。書展前幾個月，出版社全動了起來，不停討論規劃展出主題、攤位設計、主打樣書、新年度出版亮點；每條路線編輯無不用盡心思，期望所轄作家能登上展場看板。開幕後，業務、企劃部門全員出動；編輯部也排班輪流站崗，為讀者講解樣書、推介參展書，交流互動，聽取第一手讀者意見。大家不時還喜滋滋抽空到國內外攤位參觀。
「書展不以賣書為唯一目的」，這件事，人人都懂！
2016年2月20日，台北國際書展第五天晚上，離開出版好一陣子又回來了的我，站在人氣滑落更顯寬闊的中央走道，遠遠望着前東家的攤位。不算小的空間裏，收納儘可能多的書籍，卻看不到任何一名看板作家，更無所謂門面裝潢。高掛垂懸其間的是「單本79折」「2本7折」「5本66折」的顯目條幅；攤位前業務主管手持麥克風，高分貝叫賣：「全書展最大優惠！買千折百大贈送！」待他喊到「3月新書已加入優惠行列，限時搶購」時，我不忍聽下去，黯然轉頭就走。如此有指標性的出版公司都這樣了，還有什麼好說的？
「書展就是大賣場」，這件事，不用再討論！
20年滄海桑田，風雲變色，台北國際書展到底怎麼了？夜色深沉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數位閱讀」威逼下無力掙扎的書展。
非線性「數位閱讀」的崛起
「數位閱讀」是相對於「紙本閱讀」而來；更確切的說法，乃是「非線性」（數位）與「線性」（紙本）的對立。此一命題若果為真，則「電子書」與「實體書」的差異，不過載體不同，一如此前甲骨、竹簡、絹帛、羊皮的遞嬗；其「線性」閱讀本質仍一致，出版社所面臨的無非是「轉型痛苦」而已，衝擊不算大。
然而如今的「數位閱讀」一躍而成「非線性」，一下子改變了人類汲取知識的方式。整個網路就是一個知識平台，從文字、圖片、影片、到各種資料庫，普通讀者只要有心，靠着毅力，絕大多數需要知道的事情，多半便可以在邊問邊找、東跳西跳、連了又連（hyperlink）中找到答案，獲得滿足。這一翻天覆地的改變，已然成為人類「閱讀」主流。如果我們承認，地鐵上看手機也是一種閱讀，也是在吸收知識的話，那麼此時此刻，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勤於「閱讀」的時代，差別僅在於所閱讀得來的「軟性資訊」多於「硬性知識」而已。
「書，我每天在讀啊，讀『臉書』唄！」
這不是笑話，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自有其嚴肅的一面。
重傷「紙本閱讀」
這一古騰堡印刷術發明以來前所未有的千年大變局，波濤壯闊，洶湧澎派，全世界都被捲入其中，傳統媒體岌岌可危，紙本出版形勢險惡。在台灣，看得到影響至少有幾：
首先，「數位閱讀」人口急遽增加，「紙本閱讀」迅速滑落。工業大量複製時代裏，紙本出版為了追求產值，而不停擴張、開發的各種軟性類型閱讀、分科類書、百科全書等，恰恰是網路平台最容易獲取者。「替代效應」所及，便是消費者大量流失。傳統出版人處心積慮方將「閱讀」休閒娛樂化、知識普及化；誰知有一天，竟出現完全免費且更吸引人的替代品。
其次，「數位閱讀」重傷「紙本閱讀」早成事實（2010年台灣書籍銷售總額367.5億，2015年190.4億，下滑近50％），台灣出版界卻將矛頭指向電子書，並以電子書遲遲未成氣候而竊竊自喜。相反的，傳統出版人對於如何因應「數位閱讀」，尋找對策，設法整合匯流化敵為友，完全束手無策，或說閉眼無視。
在此背景之下，絕大多數出版社仍以為，這波不景氣乃是一時的循環，終有逆轉的一日，甚至仍思擴張。加上出版產業「以書養書」的特性，於是儘管銷售金額節節敗退，新書出版量卻無多少削減（2010年43258種，2015年39717種，減少不過10％）。出版社只會以不變應萬變，想方設法維持產能，以便守住企業規模。
近時英國《經濟學人》稱，「2013年調查數據，每百萬人口出版的新書及再版書數量」，台灣僅次於英國，而為世界第二名，其所顯現意義或許不僅「台灣是華文世界唯一擁有出版自由的國家」，更在於「台灣出版業正在困境中瘋狂掙扎求生」吧！
出版產業生態變遷
再者、當閱讀人口銳減，新書產量卻幾乎維持不變，所導致的結果便是「書籍生命週期」不停縮短，退書率大增。許多書根本來不及「一見天日」，便面臨被銷毀命運。為了刺激消費，各種優惠、折扣天天上演；暢銷排行榜從年度、季度、月、週、日，乃至「即時」，看得人眼花撩亂，有等於無。
另一方面，當新書壽命不斷縮減，又碰到環保意識抬頭，若干二手書店改變經營策略，模仿新書店裝潢、分類、服務後，遂成為讀者寵兒。「很快便能買到舊的，又何必買新的呢？」這讓出版業雪上加霜，直直掉落惡性循環。
最後、為了掙扎求生，編輯、業務都成了血汗工人，只能不停的出書、賣書。「出版是一種商業行為，但不能僅是商業行為」，但假若「求生」成了嚴酷的挑戰，恐怕也只有「商業」到底，力求現金週轉了。「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前述聲嘶力竭叫賣的業務主管，不過是這一悲慘事實的縮影而已。
但若說台灣出版結構一成不變，卻也不盡然。2010年以來，仔細觀察台灣出版版圖變遷，便可發現到，一股「小，是我故意的」的氣候正在形成。許多大出版集團的優秀編輯人，紛紛出走自組小型出版社（10人以下）；他們相對掌握社會脈動，善用網路，長期經營社群，精於小眾行銷與分流通路，漸漸成為台灣出版活力所在。加上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大力扶植的獨立書店，讓崩壞中的台灣出版得見新綠，不致一敗塗地。只是，這些小出版社囿於攤位租金太貴，精打細算後，多數無緣與會書展，實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尋找書展的新定位
這兩年台北國際書展裏，透過文化部補助，獨立書店、獨立出版回歸「不以賣書為唯一目的」卻「叫好又叫座」，或可發人深思：書展的本質是什麼，面對數位時代應當有何改變？台北國際書展定位又是什麼；想呈現、能呈現的又是什麼？在無遠弗屆，買書便利無比的年代裏，我們真的還需要一個耗費千萬，打造為期卻僅一周的圖書大賣場嗎？時代巨輪不停往前滾過去，一代人成就一代事，書展基金會是否到了改變結構，好容納更多年輕新血，讓更多創意呈現的時候？
「出版人，不是下結論的人，而是讓人有可下結論的人。出版人的使命，不是讓那一種知識，那一種意見，那一種立場得到彰顯，而是讓每一種知識、每一種意見，每一種立場都得到發展的細縫，從而照亮彼此的得失。」
老東家的出版主張，值得所有出版人奉為圭臬。出版作為一種老牌言論平台，前此幾乎所向無敵，獨一無二。今日則不然，虛實兩分，數位當道。當虛擬世界裏，正有一個相同的言論平台無日無夜大量、即時，且互動地在「出版」、在「閱讀」時，紙本出版人何去何從？敵乎？友乎？數位真能與紙本共舞嗎？
若能想清楚這件事，全面迎向挑戰，台北國際書展或許才會更好玩、更特別，也更有可能不是法蘭克福、不是倫敦、不是北京、上海、香港，而是真正旗幟鮮明的台北！
（傅月庵，筆名蠹魚頭，曾任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現為掃葉工房主持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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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王丹：中國爆發「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 (2858)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習近平和中共在加強共產黨意識形態，鎮壓異己力量方面，越來越肆無忌憚。從習近平發表重要指示，要求全黨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並要求媒體要姓「黨」，到地產大亨任志強發表不同意見，被官方媒體發動大批判，公告全國關閉其個人微信帳號。一系列的表現，都令外界看傻眼。有一個問題，我兩三年前就提出過，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我「偏激」，「極端」，但是現在也開始成為很多人討論的話題了，那就是：「中國，有沒有發生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
首先我要說明：有可能性，不代表就一定會發生。然後再說我的判斷：我認為，中國，絕對有發生「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為甚麼呢？那些認為「文革」不會再次發生的人，是缺乏歷史觀的。他們只會從一個點上看問題，而不會從一條線的歷史脈絡角度看問題。1966年中國發生「文革」，紅衛兵打砸搶，全國陷入混亂。這樣的情況，當然不會很快就發生在今天和明天的中國。很多人就是因此認為中國不會發生「第二次文革」的。但是他們錯了，因為「文革」，從來就不是從1966年開始的，而是從共產黨還沒有掌握政權的時代，在延安「整風」運動的時候，就開始醞釀了。例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一直被認為是1966年「文革」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和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是在延安時期形成，然後愈演愈烈的。如果沒有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積累的政治鬥爭經驗，沒有1949年中共奪權以後，從「肅反」到「三反五反」，從「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到「大躍進」和「四清運動」，沒有60年代以後對無限忠誠於毛澤東思想的標兵「雷鋒」的推崇，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換句話說，「文革」的爆發不是在1966年那一個點上，而是1940年代末期開始，中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對中國人進行了十幾年的政治洗腦的結果，換句說話，它是線性發展的結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習近平大搞個人崇拜，國家對公民社會的強力打壓，還是所謂「紅色政治」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以及對於「西方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的民族主義輿論宣傳，雖然力度還不如1950年代那麼廣泛和強大，但是各種當年的政治運動的形態已經隱約成型。如果我們同意，當年的「第一次文革」，是所有上述因素「溫水煮青蛙」一般慢慢的，逐漸的積累，最後爆發出來的結果話；那麼，就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絕對沒有爆發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因為，很多醞釀「第一次文革」的做法，現在都已經再一次開始進入逐漸積累，慢慢形成的階段了。習近平要求重新用毛澤東思想領導中國的講話就是最不加掩飾，最赤裸裸的證據。很多中國「90後」年輕世代堅決不相信「第二次文革」會發生，理由是說現在的年輕人有了互聯網，獨立思考能力提高，不會再吃中共那一套了。這個說法也是缺乏歷史知識的結論。中共1950年代發動各種整肅知識份子的思想運動，很多參與者都是四十年代留英留美之後回國的精英知識份子，他們對民主政治的認知，他們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比今天的「90後」世代強多了，他們有阻攔住「第一次文革」嗎？沒有！不僅沒有，還積極投入呢。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打黑」的時候，「90後」年輕世代有人公開抵制過嗎？沒有！德國人不是理性思考的人類標竿嗎？納粹運動就是發生在德國。歷史從來不是直線前進的，倒退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即使時代不同了，中國發生「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還是絕對存在的。最後，我還是重申，我說的是，中國發生「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絕對存在。我並不是說「第二次文革」一定會發生。後者取決于其他很多因素，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討論。更多王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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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Readmoo閱讀最前線：楊子葆的5個飲食提問：法國人喝酒吃飯「裝模作樣」四小時，對社會能有什麼貢獻？ (1449)
文、攝影：陳心怡
「不是我故意把法國文化抬得很高，而是我們華人社會把飲食文化看得太低。」楊子葆的新書《喫東西集》熱騰騰上市隔天，就碰上史上最強寒流。不到八度的週六午後，《喫東西集》新書座談會主持人韓良憶與楊子葆、焦桐兩位重量級美食專家，從法國文化談到美食、葡萄酒，一陣陣從以飲食為出發的思想衝擊及輕鬆分享，讓窗外寒風苦雨般的氣溫，沒能凍著紀州庵裡的滿堂笑聲。
楊子葆對法國飲食文化的認識，始於留法的那一段經歷；從同學到教父，對飲食的態度，都深深影響著楊子葆。講座中，他以自己的幾段經驗提出了幾個提問，看似平凡無奇，背後隱含的飲食精神卻都深深地敲進聽者的心坎裡。
《喫東西集》作者楊子葆
1. 酒開了一定要喝完嗎？
楊子葆留法期間雖然領有獎學金，但是在巴黎的生活費太昂貴，窮學生的生活要喝上一杯酒，簡直是奢望。
他的一個法國同學16歲就離家自立門戶，三餐只能啃棍子麵包配黑咖啡或水，有一回，這位窮同學約楊子葆喝酒，兩人開了一瓶，聊了三小時，當這瓶酒還剩三分之二時，同學就打算離開。
楊子葆相當錯愕地問他：「只喝三分之一，不喝了？」沒想到同學說，聊得很開心就夠了，酒帶回去，氣氛不對、味道也會變，現在覺得的好味道，回家後不一定在。
楊子葆回憶起這段經歷說，就連酒保也不覺得酒瓶剩下那麼多酒是件奇怪的事，法國人通常也不會把好酒喝完，這樣服務生就可以喝剩下的酒，知道滋味是什麼，下次就更能推薦好酒給顧客。
聽起頗來有道理，但對初赴法國的楊子葆來說，衝擊可不小；由於台灣的飲食習慣向來都以簡樸為美德，酒錢並非小數目，為何法國窮學生可以這麼瀟灑？
「後來我才明白，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貨幣化衡量價值，法國文化赤裸裸地逼問我：是不是沒錢就可以隨便？沒錢，就不講究？講究，一定要有錢？」
2. 慢慢喝酒，對社會能有什麼貢獻？
來自窮同學的衝擊是其一，楊子葆的「教父」帶給他對葡萄酒乃至對飲食的反思是另一枚震撼彈。
楊子葆是當時他就讀的橋樑與道路學院自1747年創校以來第一個台灣學生，當時他的法文不足以勝任考試，第一學期便面臨退學命運。
對此，學校將成績不好的原因，歸咎於他過去的哲學課程嚴重不足，「一個正常的學生，怎會沒有修習足夠的哲學學分？」。學校下了通牒，派了一名退伍軍人擔任他的教父，用週末時間生活在一起，貼身認識學習法國文化。
有一次教父請他喝酒，光是在客廳聊天等醒酒就等了兩小時，八點才吃晚飯，吃飯又要兩小時，楊子葆就毫不客氣地質疑教父：「法國人喝酒吃飯一定要這麼裝模作樣嗎？半小時可以做完的事，偏偏要花四小時，台灣人認為簡樸不鋪張才能做大事成大器，這樣慢慢喝酒，對社會能有什麼貢獻？」
教父不但沒生氣，還慢慢跟他解釋：儀式不是為了炫耀，而是因為美好的事物，是需要一些方式、知識與時間展現，從上帝、土地、侍酒師、儀式、時間、技巧，都能讓釀好的酒有最美好的內涵展現，若美沒有機會被展現、喚起，才是浪費，才是罪大惡極。
3. 窮，就一定沒品質？
循著楊子葆所提飲食簡樸的信念，焦桐則認為，台灣飲食文化跟戰爭有絕對關係。1949 年之後，中華文化的八大菜系在台灣豐富起來，只要研究台灣的飲食，幾乎就是中華料理的內涵，但同時在中國發生的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中斷了許多飲食文化傳承。因此，他認為「飲食文明一定要在物質文化、教育活絡到一定程度後才有可能，所以共產主義是不可能有飲食文化」。
楊子葆與焦桐對談現場
楊子葆認同焦桐的觀點，也承認法國飲食習慣見好就停，寧願停留在美好的那一刻，剩下的都不願意再裝入肚裡，這是必須要達到一種富裕程度的文化，才有辦法做得到。
但他又以京都為例，曾有京都舊書店的老闆說，京都並不如外人所見那般富有，多數是窮大學生，但這裡的學生跟其他地方的大學生不一樣，他們不會因為窮就隨便，如果只能吃兩串好的燒烤，就吃兩串，不會因為想多吃就找便宜食材，因此冷凍食品在京都不好賣；如果買不起新書，就買舊書，閱讀要有品質，新書不見得就是好書。
►窮人的京都：能夠阻止「便宜就好」這種想法的，恐怕不是經濟的力量，而是文化的力量吧
由此可見，窮，不一定沒品質。
楊子葆說，品質不等於商品多好或多貴，而是跟態度有關，「你在不在乎？」
台灣社會有太多人只想撿便宜，最後都淪為比價，背後的思維也意味著我們不在乎細節：「細節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但所有不在乎的那一切加起來，卻佔據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食安問題也才會層出不窮。」
4. 不就是一杯酒，有這麼嚴重嗎？
跟台灣只求便宜、不花成本、儉省的價值觀迥異，法國人很堅持「適切」才是最美好的，「錯過了，就不要後悔」。
說到這，楊子葆又舉了個例子：有次義大利駐法大使邀請他到家裡作客，餐前喝了不少酒，包括香檳，後來嚐到了鴨肉這道菜時，楊子葆又回頭喝香檳，結果七十歲的老管家低聲對他說：「楊大使，您現在還會回頭找十四歲的女朋友嗎？」
當年四十多歲的他，知道管家不帶髒字地罵人，讓他非常囧，也知道失禮了，「香檳一開始喝很好喝，但吃過鴨肉、又喝了很多酒，現在回頭喝香檳，味道不會好。我不但破壞酒、也破壞食物。」
這是個聽來好笑的例子，若不了解法國人的文化與態度，身在台灣的我們，也許不免會狐疑：「有這麼嚴重嗎？」
楊子葆說，對法國人來講，飲食與哲學、思想、文學、藝術是一樣的，思想家有志改變世界，法國廚師所希冀的，也不只是滿足顧客兩小時之內的味蕾，而是希望一頓美食可以讓人對生命有不同的思考。
5. 只有法國人才把飲食看得如此重要？
但是，如果以為只有法國人才會把飲食端放得如此高尚，可能就太小看我們自己了。
楊子葆在《喫東西集》的序言裡提到孔子的「不食」之論：「食不厭精，燴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對飲食的高標顯然不亞於法國，那麼今日的中華料理也好、台灣日常小吃飲食也罷，又如何能夠在看似儉省卻便宜行事的慣性中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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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Lisa Liu：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1539)
護理師陳綠自拍影片上傳youtube，抒發護理人員面對不講理的病患及家屬的心情，結果吸引網友廣泛分享。(資料照，中央社提供20160104)
護理站裡，小護士玫玫眼眶泛紅，正在角落抽著鼻子整理東西，她今天被資深學姊小烏梅電了一整個早上，白班的事情都沒辦法做，拖到現在快要下午四點還沒辦法離開…
然而這只是護理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我：「玫玫，我有訂飲料，討論室裡面桌上有多的自己拿」。
玫玫神情低落，但我知道此時無聲勝有聲。
如果他人幫著強出頭，玫玫以後的日子會更不好過。
這就是護理界裡面最奇怪的一個現象，女人最會為難女人。
也難怪大小老婆鬥爭、婆媳問題、妯娌爭紛、姊妹世仇，永遠是八點檔花系列演不膩的橋段。
我問：「這次在吵甚麼？」
玫玫：「學姊就說我記錄寫得不好…可是，那是阿長（護理長）指派下來，因為她抱怨說她還要兼行政、趕專案，所以工作量過大，派我跟她一起share臨床的紀錄…」
資深一點的護理人員，除了臨床的照護病人工作已經夠多之外，還要當小組長負責各種排班聯絡，會議準備；「趕專案」則是每個護理師的心頭恨，就像是大學期末報告那樣，要自己從臨床角度去發掘護理可以加強改進的地方，從而寫出報告跟學會交差。
玫玫嘀咕：「而且那紀錄…都是快要一個多月前的…學姊不熟悉電腦病歷格式，全部都還是用傳統的手寫，只有簡單的數字紀錄vital sign（生命徵象），然後要我自己造樣造句打成整篇記錄上傳，我只說了句這樣時間隔太久了，學姊就好生氣…還有上次我幫她病人換藥，太痛了病人不滿意，寫投訴單牽連到她…」
我聽了超無言。
如果單憑一面之詞就忍不住要發作怒氣，那就真的「事情沒有憨人想的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小烏梅可是護理長們的掌上之寶，在長官前可是非常吃的開。
儘管這是一間小小鄉下醫院，人少到雙手可以數完，但是只要有心，兩個人也可以分作三派XD
於是，長官倚賴變成縱容，公私不分的情況下，小烏梅在護理站理霸道橫行不是第一天了。
「社區醫療」的男住院醫師，阿鬼，耿直到有點呆，跟他同一梯次來受訓的學妹緹娜，在之前醫學中心有一面之緣。
這時他也在旁邊聽到：「厚…你們女人怎麼那麼難搞啦！阿不事情就很簡單？」
我笑說：「你男生不要管太多女生吵架啦」
阿鬼不以為然：「這根本很簡單好咩」
結果就在著眾護理人員在交班時，學姊們站成一排隊著學妹們訓話，直接走過去開口：「喂…」
正在打電腦寫病歷的我，瞬間挑了眉察覺不對！
阿鬼：「你們護理師要有自己的專業追求阿！不要老把自己用服務滿意度綁死，女生互相幫忙女生嘛！有話好好講嘛！」
我腦袋一轟，事情沒有憨人想的那麼簡單啊！！！
果然整群護理人員殺過來的眼神都快要把牆燒穿了！！
更神的是，阿鬼還不自覺神色自若的繼續呱拉拉。（扶額）
你
這
個
笨
蛋
我在心中第一萬次暗自慶幸自己，是走醫師學長制的操兵訓練，而非學姊制的宮廷鬥爭（抖）
接下來這兩三天，玫玫過得更加戰戰兢兢。
我問了她情況，雖然沒有到像之前曾經遇過，在護士更衣室裡霸凌、衣櫃潑碘酒那種誇張又可怕的小學生欺負狀況，但…
(衣櫃裡潑碘酒的故事《現在還不能哭》)
玫玫哀怨：「現在下班之後，大家都不肯跟我一起走，連聚餐甚麼的都跳過我了…」
唉，果然是這樣。
相較於公私分明的外科醫界，每個人下班巴不得快點離開，女性群聚的工作環境，很容易把私人的時間也納入同樣的環境中。
簡單講就是「公私不分」。
這點，對於長時間比較不需要這樣環境的人：醫師、尤其是男醫師，在檯面上撕破臉的當下，其實是很難如同女性把背後千絲萬縷的人脈整個連結起來…
也就是為什甚麼，女性吵架會是另外一種不溫不火不動粗但是綿遠流長，讓人更感到痛苦的原因。
沒想到護理師們吵的還不只這一件，護理部公告下來，對於醫院內開始實施超時下班後，需要規避勞工局抽查，要求每位護士們在下班準點時間先去刷卡，然後再回頭把工作做完。而且做完的時數不能報加班。
「再報加班的話，大家拿不到那麼多加班費，病房只能一直放off（提前下班補足時數），人都放掉了！班很難上！很難處理啦！」
這是上方的說詞。
我聽到時整個驚呆了！這神明顯的違法行為！而護理師們還真的一一照作！
（做了一個夢, 夢到我在一家醫院怕被發現護理人員都超時工作…假刷卡）
（台灣醫改會公佈21家“血汗醫院”）
如果顯而易見有問題的公告自己都不去質疑，要怎麼由其他人幫忙發聲？
玫玫同期進來醫院的好朋友，瑰瑰，火爆的在護理大會上站起來砲轟，事後我聽到玫玫講這段時，真是佩服個五體投地。
但是，玫玫依舊很消極：「瑰瑰這樣不好啦…」
我：「怎麼說？」
玫玫：「她這樣以後會很難過」我心疼的看著現在就很難過日子的玫玫，嘆氣。
我：「瑰瑰是在爭取你們大家的權益，怎麼會不好呢？」
玫玫：「她這樣太出風頭、遇到不滿就開嗆，已經很多學姊不高興了，都私下唸她不爽不要做護士，大可去其他工作…」
就是這樣鄉愿的惡性循環，才造成護理界現在大小問題叢生，民眾也不了解其專業重要性，護理師正名，不被叫做「小姐」，然後呢？
我：「但是你們有察覺問題，不應該更站出來發聲？」
玫玫：「可是這樣就會被長官唸阿…我光是臉書都不能亂放文章了，護理圈不好待，好多人都離職不再回頭，都是因為這樣」
我：「那妳知道，早有很多護士都出來寫文章、作插畫、甚至是寫社論投稿國內國外的新聞，要更多人重視問題，就要要真的自己站起來」
我搭住玫玫的雙肩搖晃：「如果真的一直害怕下去，只會被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的苛刻老女人長官刁難，一代代傳下去然後護理界就垮了啊~~」
玫玫露出懵懂的眼神，超無奈。
我在心中暗自第一萬零一次慶幸自己，不是當護士。
醫師身分來說醫療故事，會有加分的作用。這點要虛心謙卑。
而醫療絕對是團體的能力呈現，所以我不曾漏掉每一個強調「醫護團隊」以及其他「醫療工作人員」的時刻。
護理師、藥師、治療師、社工師、個管師、甚至是傳送員跟清潔阿姨，太多太多需要共同團結才能維持醫療體系的運作。
但是，為何光環總只是在醫師身上呢？
更直接接觸病人、第一線直接察覺病患每個變化的，護理，絕對是一門值得尊敬的專業。
醫師如果沒有護理師，絕對只能崩潰。
那麼，這麼重要的護理師，層層疊疊錯綜複雜的問題，有學術上專業的派別、有人際上相處的人脈問題，是不是該好好的釐清一下？
曾經有多所醫師用男性角度想用外科般的快、狠、準，效率直率地指出護理界內沉痾。
（護理師，妳無意中把自己變『服務生』了嗎？）
但效果就像是螳臂擋車，所謂的「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沒有自覺，無法挺立發出自身的需求，旁邊再多搖旗吶喊也愛莫能助。
但是現在網路時代，慢慢越來越多聲音以及表達方式出現了。百花齊放，絕對值得鼓勵跟期待。
有幽默的圖文表現：
小護士怒了：不然來交換
醫院生存筆記 艾利
有搞笑有趣卻句句說到心坎裡的短片錄製：
苦命小護士陳綠: 我們良心事業！
更有挺身為壓榨透了的護理人員爭取權益 提供專業的勞基法法律諮詢
陳玉鳳（台灣護理人員諮詢協助團）
期待將來的一天，護理人員能在專業領域中獲得最大的尊重及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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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周偉航：二二八為何道歉無效？國民黨之過，在於無心。 (3320)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國民黨人一直很困惑，為何他們不斷針對二二八事件致意，卻還是「道歉無效」。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就從一次失言看起。
兩年前，某位政府首長在二二八紀念會上，要民眾學習寬恕「無心之過」。這番言論當時雖有爭議，他還是得以安全下莊。不到二十天，太陽花運動爆發，他先是因此失去競逐國民黨總統提名人的機會，而後年底地方選舉大敗，他也被迫辭職，「出亡」到美國去了。
這位前首長就是江宜樺。他雖然已退出政治舞台，但他的失言，也歪打正著指出國民黨處理二二八事件上的根本問題：「無心」。
先來看看江宜樺的發言原文：
「族群雖有種種差異，但應學習相互寬容與和平共處；對於犯過的錯誤雖應予究責，但也應學習寬恕無心之過。」
如果放在一般的族群活動場合中，這想法問題不大。但是在二二八的紀念儀式中講這種話，就非常可惡了。為什麼呢？
在平日閒聊中，不小心說出像「哩洗番仔喔」之類的族群歧視用語，尚可稱是無心之過；但二二八是系統性的殺戮清洗，怎麼可能「無心」？
當然，江宜樺還是可以主張他在紀念儀式講出「無心之過」也是一種「無心之過」，他基本上是善意的。這種解釋能規避他的道德責任嗎？
當然不行，因為無心之過，還是「過」，而且其道德錯誤的嚴重程度，有時甚至超過「有意之過」。
國民黨的問題就在於此。國民黨政客對二二八事件的確有形式上的道歉與補償，但多數百姓對此仍不認同，而且是越來越不認同。每年選舉都會搭上轉型正義議題，並讓國民黨得票屢屢受到重創；如果國民黨道歉「有效」，這個議題就不會被當成選舉決戰點之一了。
那為何百姓不認同國民黨的道歉？
就倫理學角度來看，「道歉」這種道德行動要獲得肯認，基本上要受道歉者與旁觀者認為你「誠心誠意」，而國民黨「無心於此」的態度相當明確，這可以由以下四個角度來談：
第一，道歉流於形式。
每年就二二八這天道歉，活動預算編一編，弄個莊嚴的場子讓大官們講講話，遺族們補償金與紀念品發一發，就這樣。
辦儀式活動並非不可，但也應該「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些官員有沒有把受難前人放在心中，這當然不可知，但許多政務官顯然是將這種活動當成累積個人政治資本的機會，甚至當作放話秀場，這種道歉形式不但無效，更讓人火大。
第二，應作為，能作為，而不作為。
以國家之力，建構二二八完整的開放資料，一點都不難，但目前就是沒有國家等級的整合型資訊庫，反而是一堆熱心民眾或團體弄的懶人包與宣傳片成為認知主流。可惜這類文本的客觀性往往不足。
而對於各種疑義，像是外省人相關受難狀況，政府明知有釐清的必要性（多半沒有遺族可以代為爭取），卻不去釐清，放任「外省人死得比本省人多！」這類謠言四起，這種不作為之惡，比許多主動作為的惡行還要可惡。
第三，大街道歉，小巷繼續打人。
在法律面上，有些民進黨立委打算立法限制對於二二八的論述，這是破壞言論自由，也缺乏對於「真理方法」的概念，我個人持反對立場。
但在道德面上，有些話的確是「不該講的」，因為會破壞自身的道德人格完整性。像國民黨人一邊說自己有對二二八道歉，一邊又提出「不應道歉」「自己沒錯」「對方也有錯」的說法，就非常惡質了。
如果你要對某個議題或對象進行道歉，你就該先完整說明事件狀況（釐清真相），判斷責任（說明自己錯在哪裡），再表達歉意與補償。
就這角度，你就不該一邊道歉一邊抱怨對方也有錯。如果對方也有錯，那就先講清楚，確定每個人的責任，再彼此道歉。
現在國民黨一臉就是「我被逼著道歉，所以我先道歉啦，但是我很不甘願哦」的樣子。大多數百姓都不是二二八受難者遺族，他們只是責任中立的旁觀者，看到這種一邊對不起一邊打人的道歉法，誰會接受呢？
第四，竊位要求道德權益。
二二八的確有外省人受難，也需要某種正義補償，但他們應有的道德權益，卻被某些國民黨人「竊取」了。每當本省籍的受難者遺族出面要求應有的道德權益，就會有國民黨人跳出來，說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殺，需要恢復其道德權益。
幫外省籍受難者爭權當然很重要，但現在是誰執政？還是國民黨吧？那為何不替這些外省人伸張正義？哪些「台籍流氓」殺害他們，在何處殺，怎麼殺，為什麼不釐清？
更可惡的是，一些國民黨統治集團成員在被追究二二八的責任時，彷彿「竊位」成這些外省籍受難者的遺族，反過來高姿態的要求台籍受難者家屬要「負責」。這些多半1949年才來台的國民黨人後裔和1947年在台孤身受難的外省人，最好是有這麼熟。
被批判時，這些國民黨人一方面主張「現在沒有分本省外省了啦！不要揭過去的傷疤！」以避去自身可能的連帶責任，卻又同時主張「二二八也很多外省人被殺耶，要對本省籍暴民究責！」那到底是要不要分？要不要查？
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心口不一」「前後不一」「定義不一」的多重道德精神分裂，原因就是「心不在焉」。無心於此，當然難以獲得普遍的認同。
所謂轉型正義，在「道德致歉」部份的要求，就是盡可能釐清事實，依最普遍的道德原則做出是非判斷，並協調出最有共識的和解方式，讓社群能站在穩固的歷史價值基礎上，出發往未來推進。
台灣這幾十年來一直無法從二二八事件的迷霧中脫出，肇因自國民黨先是不敢正視事實，後又無心於道歉之上。今日的國民黨黨主席居然還有臉出來說民進黨拿二二八當政治提款機，殊不知在台灣政治資本庫存入大量「憤怒值」的，正是這種「一臉這事沒什麼」的輕佻態度。
有些事情，摸摸良心，就很明白簡單。如果有心道歉，那就自己把轉型正義「做好做滿」；如果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就堅持到底，讓民眾依良知來投票審判。明知有錯，又扭扭捏捏，一年道歉一次就要人放下，這種企圖把道德原則幼稚化的作法，不只傷害了二二八受難者遺族，更破壞了國家社群賴以維持的道德價值根基。
俗語有云：「道歉不用錢」、「道歉又不會死」，其實也暗指理想的道歉行動可以化解社群紛爭，進而確保成員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好好道歉，反而在那一天到晚擔心轉型正義後自己會被報復，這不就又壞又懶又有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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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Orange】gayohuang：再也不用吃冷凍蔬菜的三色豆！ 民進黨立委蔡培慧：推動《農業基本法》重視台灣農業價值 (3192)
本屆國會不僅政黨人數組成有明顯的改變，許多新科立委更是在社會議題中耕耘許久的專業人士。過去在農村青年陣線擔任發言人與秘書長，同時也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蔡培慧，對於農業議題有相當豐富的了解與關懷。國光石化、大埔開發案、苗栗灣寶開發案等議題中，她多次替農民發聲，常常可以看見她在街頭高舉布條、呼喊口號的身影。
如今，過去站在街頭拿著麥克風大聲抗議的「培慧老師」，已經成為民進黨不分區的「蔡委員」。角色的轉換難免需要適應，帶著眾人的期待，蔡培慧雖然過去在社會運動有豐富的經歷，但作為菜鳥立委，她不敢懈怠，從選後就開始與各地方農漁民接觸，並深入研討與農業相關的所有法令，努力擬定農業改革的進程。
圖片：過去是社運健將，如今已成為委員的蔡培慧。
- 初次質詢表現亮眼 背負期待蔡培慧不敢鬆懈
立委初登板，蔡培慧的表現連小英都讚賞，但蔡培慧謙虛地說自己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在質詢台跟在社會運動場合很不一樣，因為在社會運動現場，你對於案例已經很了解，你就是直接跟他們衝。但在質詢台上，你要問具體的政策和施政，而且即問即答，你不知道對方會說什麼，所以要看過所有他們可能會看的資料。
即便過去在農業運動有一定的累積，但在立院質詢，戰場更廣，需要更全面的了解議題。雖然媒體上報導較多關於土徵法的質詢過程，其實蔡培慧也針對遠洋漁業等議題做了許多功課。
年前，蔡培慧就積極與不同的農民、漁民團體聯繫，詢問目前產業困境，「當立委不是來國會辦公，還是要跟地方連結。你不可能靠想像來替這個議題發聲，你還是要回到當事人身上。」從開議到現在，蔡培慧廣泛接觸不同農漁會、鄉鎮長，希望能和地方產業現況多做連結。
2013 年意外車禍受傷，曾經經過大型手術的蔡培慧，有時候對於他人的問題反應比較慢。剛開始蔡培慧很沒把握，深怕自己車禍的後遺症會影響表現。但充分的準備讓蔡培慧首次登場，就以穩健的台風和紮實的問政讓大家印象深刻。在質詢後，蔡培慧也持續與行政單位開會討論，追蹤議題與政策進度。轉換戰鬥位置，這一切對於蔡培慧來說是新的學習。
圖片：首次質詢表現亮眼／來源：自由時報
- 農業不限於單一委員會 處理議題要多面進行
依照慣例，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都會分配到一個艱困選區進行選民服務。戶籍在南投的蔡培慧，當然就選擇自己的家鄉，未來將會設置服務處，提供法律諮詢。「不過都還在規劃中，畢竟從學者到立委，確實是轉換跑道，真的是不一樣的工作。」
蔡培慧笑說，自己不過是菜鳥立委，現在的立法院怎麼運作、各委員會溝通的方式是什麼，都還在努力了解中。「農業議題很廣，不會只有單一委員會負責，一定要知道各單位怎麼劃分職權、執行政策，才能更切中問題。」
蔡培慧舉例，最近與辦公室夥伴正好處理到台糖的農地規劃問題。「台糖照理來說是農業，但台糖的管理單位是經濟部。台糖的農地有 3 萬多公頃，要怎麼規劃才能符合農業的利益？有沒有可能開放資源讓青年返鄉務農多一項選擇？台糖擁有的資金有沒有辦法協助目前產銷結構的問題？」農業牽涉的面向廣泛，雖然蔡培慧自己是經濟委員會，但未來還是需要與其他委員會進行合作，以推動農業相關議題。
目前我們正在盤點台灣所有與農業相關的法規，從中找出可以立即改善的制度、條例，有些事情甚至不用升高到專法，比方說在台灣許多與農業相關的條例中有公基金可以使用，善加利用就可以達到我們保護農業的目標。
「有些制度只要稍微改變，就可以快速改善、影響到台灣的糧食、勞動力、產業。」改善農地商品化，蔡培慧內心知道這無法一步到位，但希望短期內盡可能針對部分法令進行修正，中長程則促進農業基本法立法，讓農業議題不再是弱勢議題。
- 「如果有那麼一點點改變家鄉的可能」
然而，過去投入教學與農業運動的蔡培慧，為什麼會突然在此時決定轉戰立委工作？蔡培慧回憶，當時民進黨來詢問她擔任不分區的意願，最初她認為自己不適合當立委，也直言告訴民進黨朋友，自己農業立場上就是反對 TPP。但去年中秋節，蔡培慧回到南投老家，與堂兄弟姊妹相聚，深深感慨。
我的堂哥在台北當建築工人，但媽媽在南投，他（堂哥）一直很想要搬回去住，我們村子在 921 地震後，多半是鐵皮屋，堂哥想要回去蓋自己的房子。但是他又不敢回去，怕萬一回家找的工作比現在還糟，甚至找不到工作。…… 我們村子裡本來 1000 多人，現在只剩下 600 人，而且七成以上是老人家。
面對家鄉日益衰退的光景，這樣的無力感讓蔡培慧非常難過，訪談中忍不住掉眼淚。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自己的家鄉是地方派系把持，或是政策怎麼樣糟糕，但我自己念農業，最後連這個可能可以做一點點改變的機會我都推掉，我覺得，我想要接下這個工作。
成為民進黨立委後，蔡培慧常遭質疑，會不會僅是民進黨用來「妝點門面的花瓶」？對此，蔡培慧態度相當開放，認為這樣的質疑是對的，立委本該受到眾人監督。而自己對不分區民進黨「妝點門面的花瓶」？ 堅守農業立場反對ＴＰＰ─專訪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蔡培慧立委的想法，是希望自己能發揮專業進行問政，因此會以民意為依歸，不會成為完全服從黨意的立委。
圖片：許多人質疑，進入民進黨後的蔡培慧到底可以發揮多少過去的批判精神？／來源：立報
- 不會忘記農業初衷 盼能以方案取代立場
不過，對於民進黨主張加入 TPP，考量到 TPP 可能對農業帶來的衝擊，蔡培慧又是怎麼看自己和民進黨的關係呢？
蔡培慧強調，自己站在農業議題的立場是反對 TPP 的。目前，她對日本政府與不同農業團體在 TPP 上的經驗與主張進行研究，並整理台灣現行法令。「現在台灣農業還有很多法規上的問題，並不完備。兩年後我們可能要去談加入 TPP 的申請，那至少在這之前要把這個防線建立起來。」討論到 TPP，不僅議題複雜，更牽涉到不同面向。「檢疫的標準、食用和飼料的規定、合作經濟的規模，這些法規我們的國內法過去有很多呼嚨的地方。」
蔡培慧表示，面對國際貿易，台灣法令還有許多需要加強的部分，接下來會努力與各農業相關團體說明，希望未來可以串聯農民力量，建立防線，不要損害農民的權益。但，延續 TPP 的例子，國會並不是只靠一個立委在運作，那麼蔡培慧又會如何與民進黨其他夥伴合作呢？
蔡培慧認為，TPP 這個議題十分複雜，自己會努力溝通，並說服黨內夥伴。「以日本的例子來說，最後是工業開放，農業守住五大項。」蔡培慧認為，未來還有很多可能性，「也許有可能後來就不加入 TPP，很難說，但是不管加入不加入，我們都要提出農業的防線和主張，不能停留在立場的問題。」
蔡培慧堅定地表示，自己背負農民的期待，會以農民權益為主，「不管是 TPP 後續發展還是未來跟民進黨怎麼討論，我們都還可以持續觀察，但我一定會堅持自己的立場」。
- 從農村到餐桌 最想推動《農業基本法》
進入國會，蔡培慧最想推動的就是《農業基本法》。
蔡培慧回顧現行與農業相關法令，多半不是以農民的角度出發。蔡培慧舉例，
農村再生條例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打造都市人流連忘返的新農村」，但你講這樣的話，主體就不是農民了。目前〈農村再生條例〉的執行者是水土保持局，做法和農村生活相當脫節，在農田附近蓋自行車步道、涼亭，但這些形式上的景觀，對於農業發展沒有什麼幫助。你真的要讓都市人流連忘返，你應該去弄『農村地景』，協助農民培育花田，像我們村子有金針花田、波斯菊，或是讓大家體驗採茶、種田，那才真的是農村會有的東西。
對於蔡培慧而言，農業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只是其中一個面向，「農業不是單純經濟行為，它也有文化的面向，有環境和氣候調節的面向，但這些無形的效益常常被忽略。」蔡培慧無奈地表示，政策發展上過度重視工業區，明明工業所造成的汙染、外部成本遠高於農業，大家卻視而不見。而農業雖然帶來許多無形的好處，卻沒有得到重視。
圖片：過去農業不被重視，蔡培慧認為應有《農業基本法》／來源：苦勞網
《農業基本法》設立的目的，則是希望能透過法律落實對於農業價值的重視。蔡培慧認為，農業所帶來的價值相當豐富，應該針對農業生產到交換的過程進行系統性的規劃，並鼓勵農業發展。「農業離我們並不遙遠，」蔡培慧笑說，「營養午餐裡面很多人討厭的那種三色豆，就跟我們的食農教育很有關係！」
蔡培慧指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經驗，現在校園中為了節省經費，在營養午餐中使用冷凍蔬菜，但不僅不新鮮，味道更是讓許多小朋友皺緊眉頭。要讓社會重視農業，最好的方法就是從農地到餐桌，認識農作物生產過程，使用在地食材，因此，《食農教育法》也會是未來推動的重要法案之一。
廣納人才，目前蔡培慧一共有五位助理，經驗都相當豐富，都是過去認識的夥伴，有農業背景、法律背景，甚至有過去擔任過國民黨助理的資深政治工作者。蔡培慧也期待與其他立委之間有合作、學習的機制，「也許可以找其他新立委一起來辦讀書會，邀請講師來講各國發展」，秉持紮實問政的精神，蔡培慧期待在國會建立學習機制，讓立委也可以不斷吸收新知。
對於未來在立院的工作，蔡培慧不忘初衷，希望能與過去一同打拼的學者、社運團體、媒體朋友們分進合擊，提出對於農業的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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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陳芳明：史明的身影 (2135)
看到九十八歲的史明在台前輪椅上，繼續宣揚他的理念，作者陳芳明教授說自己已激動地無法說出一句話。（記者黃謙賢攝）
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忘懷與史明在日本池袋相聚的記憶。那是一九八六年，我受邀去參加日本東北大學所主辦的「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赴仙台之前，我先到達東京，史明要我住在他的飯店樓上。事先他給我一張手繪地圖，要我在池袋車站的西口出去，對面的一個巷子，便是他飯店的所在地。我頗為好奇，這樣一位革命者竟然在日本經營飯店維生。他的生活起居，於我是神祕的想像。當我到達巷裡的店門口時，抬頭看見一個小小的招牌，上面寫著「新珍味」，下面有小小的字是「中華料理」。店面很小，似乎只擺三四張桌子，靠牆則是陡峭的樓梯。櫃台後的廚師看到我，可能已經知道我是誰，非常禮貌請我坐下。史明立刻從樓上下來，立刻對我說：「よっかだ」（太好了）。
在洛杉磯時，他從來沒有叫過我的本名。當時我在《美麗島週報》使用的假名是陳仲林，所以他都叫我阿中，那時艾琳達也是這樣跟著叫我。他引導我上樓，二樓是小小的空間，三樓才是他的臥房，四樓則是客房。我提著行李，一步一步走上樓梯時，看見史明的步伐相當敏捷。那時他已經六十八歲，他健步上樓如履平地。四樓的房間有一張大床，門外則是浴室，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巷子裡的行人摩肩擦踵，熱鬧無比。史明要我安頓好，就到樓下用餐。我下樓時，訝然看見史明親自操手，炒了一盤麵給我。這輩子，第一次有一位長輩為我準備晚餐。那時內心不知如何自處，充滿了複雜的酸甜滋味。
史明手稿(黃謙賢攝)史明知道我喜歡魯迅，他領著我到他房間，要介紹幾本日文書籍給我。他的房間是榻榻米，上面擺了一張矮桌，稿紙與書籍堆在一起。他拉開壁櫥，我看見裡面羅列著許多書。壁櫥通常是日本人放棉被的地方，他卻用來藏書。我才覺悟，這位革命家並非只是吶喊口號，而是一個相當用功的行動者。除了有關魯迅的書之外，藏書中有許多日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也有一些日本與中國的近代史專書。我漸漸明白，他說出的每一句話，背後其實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在支撐。他所完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很早就在一九六五年寫出了日文版。經過十餘年的改寫，才在一九八○年改寫成一千餘頁的中文版。他的研究室沒有什麼神秘之處，就只是那榻榻米的睡房。
坐在他的房間裡，我內心很感動，甚至有一點激動。原來他的生活節奏是如此緊湊，未嘗有任何虛擲的時刻。他說，盧修一在巴黎讀書時，研究台灣共產黨史，也是來東京向他索取資料。他跟我這樣說時，盧修一才從監獄釋放出來不久。一九八二年，一位日本女子前田光枝受史明之託，拿資料給盧修一，卻被警總逮捕。那個事件震動了整個海外，當然對當時島上的黨外運動，也造成相當衝擊。盧修一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大部分的史料由史明提供。我來拜訪史明，其實也是因為正在撰寫《謝雪紅評傳》，需要向這位左派前輩討教。盧修一與我對台灣左翼運動史的理解，都是與史明討論之後，慢慢釐清歷史上的一些疑點。東京之行，是我知識追求過程中的另一次再啟蒙。與史明盤坐對話時，可以感受到他的博學強記。他隨時可以引經據典，也指點我去日本國會圖書館尋找資料。
在東京待了三天後，便啟程前往仙台參加魯迅會議。坐在新幹線上，我不時想著史明的生活方式。第一個早晨我下樓時，看見史明在榻榻米上打坐，那種專心的姿態，完全不受外面的噪音所干擾。我要出門時，先去跟他打招呼，他說，下午會去游泳，你回來時與我一起晚餐。原來他維持著規律的運動，無怪乎看起來那樣瀟灑年輕。那天下午，我坐在池袋前的一個咖啡廳，忽然看見史明從窗外走過。身著牛仔褲與牛仔夾克的他，與行人擦肩而過。沒有人可以聯想到，他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中華料理的老闆。他那身藍色衣裝，從初識時就是那樣，即使到今天也是那樣。
那是令人難忘的身影，挺著背脊，在行人中特別引人矚目。我注視著他，無端湧起無邊的寂寞。自我放逐那麼久的史明，卻從來不會在任何人面前，發出任何悲嘆。仍然記得他在榻榻米的矮桌邊，告訴我為什麼台灣史上所有的統治者都是外來殖民。他說，殖民的朝代不斷更迭，但是台灣住民牢牢與海島的土地密切結合，在不斷被壓迫的過程中，他們決定把自己稱為台灣人。他說，這樣的台灣人，就是台灣民族。讀他的書籍，聽他的語言，不免在我靈魂深處形成風暴。畢竟，在整個受教過程中，沒有人引導我這麼真切去看台灣歷史。如今回想時，我才知道，對我後來的台灣新文學史書寫，影響是何等強烈。當我把戰後台灣文學史的發展定位為「再殖民時期」，曾經與陳映真發生論戰。在一定的意義上，史明給我的知識啟發與精神指導，確實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雖然身形已然頹老，但老前輩展現的意志仍一如這塑像般堅毅剛強。（黃謙賢攝）我與史明的晚餐之約，到今天仍然使我難忘。他領著我穿越過池袋的巷弄，兩邊的店面有些是帶著奇異的霓虹燈，讓我訝然察覺那些都是販賣色情的商店。這邊的夜生活非常繁華喧囂，才了解了為什麼料理店的客人那麼多，越晚店面就越擁擠。史明相當自在的走在前面，他說，今晚要見識什麼是真正的日本鰻魚飯。他帶著我進入一個簡陋的餐館，門口擺著水池，裡面都是生龍活虎的鰻魚。我們坐在櫃檯，看著廚師從池子裡抓出兩條鰻魚。廚師相當伶俐的用一根釘子鎖住鰻魚的頭，然後以鋒利的刀子劃開魚身。那種手法非常伶俐，削出的魚片極為細膩。史明說，廚師所展現的技藝，就像在完成一件藝術品，每個刀法都是經過長年的訓練。藝術品的誕生，非常緩慢，也非常精緻。他這樣說時，彷彿對廚師致以最高敬意。
在等待時，他跟我提起當年他是如何經營自己的料理店。在這個聲色的場域，背後往往都有黑社會的黨羽在操控。一九五○年代初期，曾經有流氓前來店裡滋事，沒想到被史明徒手驅逐出去。頗受羞辱的流氓，稍後帶來一群打手，圍住店面，站在最前面的頭子要求他出來說理。史明說，盜亦有道。他沒有任何理由來我店裡勒索，這不符合道上的規矩。那位頭子面呈愧色，轉頭就抓住那位小流氓狠揍，然後回頭向史明說對不起。史明在回憶時，並沒有任何得意之色，而是說出他如何度過最初辛苦的歲月。那個晚上，與史明一起品嚐鰻魚飯的滋味時，讓我覺得更貼近他的心境。
從仙台開會回到東京時，我又留在他店裡的樓上。我仍然看見他過著規律的生活，早上打坐，下午游泳。我才知道，他的紀律就是他人格的一部分。那短暫期間，我分別在神保町與高田馬場的舊書店買了不少書。要離開池袋的那個早上，外面下著大雨。史明看到我裝書的紙箱，似乎綁得亂七八糟，他蹲下來，又重新綑綁。看到他的背影，讓我有欲淚的感覺。我相信，他不只是關切我一個人，來到這裡朝聖的那麼多晚輩，一定都受到他的照顧。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誇張的話，也從來沒有表達任何苛責的語言，他只是以行動，以知識與人格，來表現自己。
樓外大雨不止地傾瀉下來，似乎沒有停止的意味。我站在室內，看不到任何計程車經過。史明突然轉頭對我說，我到巷外去攔車。然後他就衝出去了，完全沒有帶雨傘。十分鐘後，史明坐著計程車進來巷內，馬上把我的書箱放到車上。他驅趕我上車，甚至讓我說再見的時間都沒有。我看他全身都淋濕了，車窗外看見他要司機趕快開走。車子離開時，史明一直站在門口目送我離去。坐在車上，我的情緒非常複雜，看著車窗後他揮手的身影，我分不清自己臉上到底是淚水還是雨水。在那時刻，我忽然覺得史明不是一位革命者，而是一位尋常的長輩。多麼像自己的父親啊，卻又比父親還親。
台灣民族主義革命家史明227舉辦《史明回憶錄》新書發表會，會場擠進上數百名支持者及書迷。（黃謙賢攝）如今在捧讀《史明回憶錄》時，一九八○年代的雨中印象又再次回來了。我從來沒有拜他為師，也從來沒有加入他的組織，他好像把我當作親人在照顧。那天在新書發表會上，看到九十八歲的史明在台前輪椅上，繼續宣揚他的理念，我無法說出一句話。他說出的每一句話，我在八○年代就已經耳熟能詳，我深刻知道他對台灣歷史是那樣執著，他對台灣命運也是深信不疑。他的人格，用日本話來說，就是充滿了人間性。他不會為了革命而放棄了世俗，在日常生活中，自有他的人情義理。無論我的生命軌跡如何變化，在向晚的歲月裡，史明給我的教誨，以及那場大雨中的身影，已經變成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6.2.29 政大台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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