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為端傳媒根據吳乃德老師受衛城出版社邀請演講整理的錄音文字稿，衛城出版授權端傳媒刊出。刊出後才獲知，吳老師對演講記錄中某些措字用詞，以及關鍵細節，希望能做些補充修訂，以使文意論斷更加嚴謹。因為本文已在社群傳播，為免撤稿疑慮，端傳媒會暫時保留初稿，在收到作者修訂稿後，會立即更新，並以聲明方式註明修訂內容。感謝讀者。
【編者按】社會對歷史的記憶不斷變動。重新訴說歷史，對過去的篩選和詮釋，不止是官方推動意識形態，學界討論的新課題，更反映了生活在當下的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追求怎樣的共同生活的基礎。對歷史課綱調整的抗議，對特定日期的不同紀念......正在建立、鞏固身份認同的社會，在歷史記憶的爭奪上尤為激烈。
如何處理過去國民黨政府在威權獨裁體制下違反人權的種種做法，是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一直面對的問題。悲情故事講了許多年，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成為一種套路，對歷史的檢討好像停滯在那些控訴中難以再深入。推動對威權時期人權迫害事件的發掘、記錄和保存，是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任務之一。
2015年10月，促進會出版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今年書展，促進會理事長、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從這本書講起，分享他面對歷史資料，如何思考責任，如何關照現實。面對迫害，絕非把某個歷史人物貼上「劊子手」的標籤就可以了事。那些細緻嚴謹的思辨、分析、推論，才能把虛妄的情緒，化成某種群體智慧。端傳媒獲授權刊載講座全文。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如果各位有看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本書的話，其實裡面花了很多心血，比寫出來的還多。感謝今天有機會跟各位分享這本書的動機，和沒有寫進去的很多想法。
大家知道最近台灣歷史受到很多關注，比如對課綱微調的抗議；電影方面有《阿罩霧風雲》（編者注：通過「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霧峰林家家族興衰，講述台灣近代史）；天下出版社也重新出版了林獻堂先生（編者注：霧峰林家族長，日治時期台灣自治運動領袖人物）的《環球遊記》。
2007年2月28日，台北，三名台灣原住民在公園內高舉二二八事件死難者的遺照以示悼念。攝：SAM YEH/AFP 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 為什麼台灣歷史越來越受到民眾關心？一個原因就是認同問題。由於認同的契機，帶來大家對歷史的關注。這跟一般的想法不一樣，一般是你看了歷史，才會產生認同。我認為剛好相反，是我們先有了認同，才會關心自己的歷史。
那這個認同哪裡來呢？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最近十年我們產生那麼大的、強烈的台灣認同，這個認同勃興的普及化造成越來越多人關心歷史。認同跟歷史之間有很微妙甚至麻煩的關係。
不只是台灣，在世界各地，我們常常因為認同的需要，而修改、剪裁、有時候甚至扭曲歷史。所以有些歷史學者會說，我們要把歷史從民族主義里解救出來。意思是說歷史常常會被民族認同而虐待、扭曲。
我們看到在台灣歷史的過程，歷史是一系列事實，可是因為歷史很豐富，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或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剪裁，弄出自己需要的樣子。我覺得這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我認為不管我們的認同是什麼，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要盡量給歷史以真實。個人因認同的需要去選擇自己要的部分，但不能扭曲事實。
歷史有兩個重要的點，一個是它對認同的影響和關係，第二個是它在轉型正義的角色。轉型正義除了要追究過去的加害者，賠償過去的受難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要為了保護那一段歷史。
那段威權統治的歷史很重要。在威權統治下，人民的生命跟自由如何被剝奪和殘害。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民主很重要。它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過去是怎樣，從而避免它，或者若很不幸未來也碰到這種狀況，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
舉個例子，我最近在看廣島事件。現在在廣島已經成為一個很有名的觀光景點，大家都會去。廣島事件對日本人而言，有點像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他們民族受難的一個標記。原子彈爆炸，日本人死了很多人，是很淒慘的死。
可是在這個紀念公園成立不久以後，大阪的一個中學很多學生去參觀，參觀完就去問博物館，我們日本人是受難者嗎？還是侵略者？為什麼在博物館裡面都沒有提到東南亞，中國的南京大屠殺？
管理人員不知道怎麼回答。不久之後，廣島地區的中學老師就正式要求廣島博物館要騰出一個角落，叫日本侵略的角落。證明廣島博物館給出的是片面的扭曲的歷史，把日本寫成了受難者，而忽略了它原本是侵略者、加害者這件事情。
可是博物館拒絕。如果各位去東京靖國神社看，會看到一個滿洲國，日本完全沒有反省侵略滿洲國（中國），依舊把它當成日本的光榮的事跡。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記憶是怎樣的？第一，它受到優勢族群的剪裁。比如現在美國南北戰爭的紀念碑，有很多在1970年代之前沒有黑人的雕塑。
第二，也會受到不同時代需要的影響。回到台灣的例子，二二八對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我們有兩個紀念館，一個國立的一個台北市的。每到二二八我們都會做很多紀念活動，著作、研究、論述也非常多。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民主的歷史記憶裡面，受難都非常重要。為什麼受難比光榮的事跡還要重要？因為對苦難記憶的認同，會激勵你的民主成員奉獻。
2015年8月6日，日本廣島，一名男子在二戰七十周年在河邊擺放燈籠作紀念。攝：Chris McGrath/GETTY 二二八死難人數 關於二二八，有兩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爭論不休：一、死難人數。因為苦難在歷史記憶中的重要性，苦難常常被誇張；二、加害者的責任追究。
各位如果還記得，兩年前郝柏村先生（編者注：台灣前行政院長），挑戰了台灣社會普遍對二二八的理解。他說哪有死那麼多人？他說二二八至今為止申請到補償的只有八百六十幾人，不到一千個，這跟兩、三萬受難者的一般認識差很多，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他，雖然不喜歡他，卻不能說他說的話都錯。當然，他一講出來，就受到很多政治人物和歷史學者的批評，有些人說他不應該在傷口上撒鹽，有些人說他是加害者，不應該說三道四等等。
我看到這個新聞就覺得很可惜，這其實跟轉型正義有關。郝柏村是加害團體的一員沒錯，而且是很重要的成員。如果是歷史論述如同一個法庭的話，他等於是被告。
被告應該有權利挑戰原告的主張，對不對？這是被告方的基本權利。除非回到以前的時代，那會被政府看成顛覆政府罪拖出去槍斃。現在如果因為郝柏村的挑戰，就把他的發言抹滅掉，那說明我們還活在過去。
但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所以應該正視他的主張。看他講得有沒有道理。我們知道死難人數非常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論？
第一，因為過去這個事件一直沒有辦法被研究、被談論，所以過了三、四十年很多重要的材料都不見了，很難再恢復歷史的真相。
甚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都犯過很大的歷史錯誤。有一次我去參觀，發現一個玻璃的牆上刻字：「根據行政院的二二八報告，二二八的死難人數在一萬八千到兩萬之間。」我後來碰到這個館長，就麻煩他再去看看，報告是不是這樣寫的。
但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是當時一個人口學家，用人口統計得出的結論。日治時期，戶籍統計做得很完整，但到了戰爭的時候卻沒辦法做了。所以這個學者，就將戰爭前最後一次的戶籍資料，再加上戰後的第一次戶口普查的資料，去估算人口少了多少人。
但這樣是非常不準確的。比如有很多移民，加上海關沒有那麼嚴格，很多人坐船就走了，跑到日本、東南亞，非正式移民非常多。因此導致利用戶口普查的方式變得非常不準確。人口學家自己也說，這個數字跟其他數字比，沒有更權威，也沒有更正確。
但現在以訛傳訛，大家都覺得行政院的調查出這一萬八千人應該不會錯，但我覺得其實錯得很離譜。史明（編者注：台灣歷史學者，主張台灣獨立）說10多萬，一般人說兩、三萬。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因為二二八發生在五個都市，如果有兩、三萬，則除以五，每個都市有6000人遇害。二二八的屠殺不到一個禮拜，6000人排隊要排多久？所以不可能那麼多。
有一個史料來源比較被大家忽視，就是林獻堂的日記。當時他是台灣人的領袖，朋友非常多，跟很多高官認識，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全台灣很多二二八受難者的太太都跑去拜託他，拯救她們的先生。
所以他其實對台灣的各地的狀況是非常清楚的。我比較相信他的估算，而非當時報紙上的。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很多報社的記者，都是中共潛伏在台灣的人，很多是反政府的。
另外一個比較中立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但他也報道了好幾萬，問題是《紐約時報》記者當時沒有在台灣，而是在日本。他是聽一個去過台灣在外國的傳教士講的。
還有一個來源是一些比較反國民黨的學者，比如史明、後來去中國的林木順（編者注：台灣共產黨成員）。所以這些我覺得都不太可信，我寧願相信林獻堂。
林獻堂這個人是非常好的，非常decent非常正直的一個人。他後來死在日本不願意回來，不願活在國民黨統治下。在他的日記中，陳儀（編者注：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被槍斃那天，他講了一句話，說陳炘（編者注：台灣金融家，二二八遇難者）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
也就是說，他估算的遇難者差不多1000多人，加上其他的材料佐證，我覺得這個數字比較接近。
另外，我也問過保密局。保密局當時有很多報告，雖然蔣介石在南京，可是保密局已經派了很多工作人員在台灣。目前我們找到的高雄市、台中市的保密報告，其中包括很多死難的人名。
當時保密局蒐集的死難名單，跟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名單對照，一半以上是一樣的。補償基金會已獲賠償的是820多人，把它乘以2，就是1600多人，是比較合理的數目。
這其實也是很大的數字，日治時的台灣基本上不是一個那麼殘酷、殘暴的社會。蔣渭水這些反日的人關進監獄也只關幾個月，謝雪紅這個共產黨也就被關幾年，沒有被槍斃。
所以二二八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就把人槍決了，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震撼非常非常的大，殺了1000多人，這個心靈創傷就很大了。所以綜合考量下來，我覺得1000多人的會比較準確。
2014年2月28日，台北，台灣總統馬英九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參與悼念儀式。攝：SAM YEH/AFP 加害者的責任 第二個爭論是誰該負責，這最重要。到底是被誰殺害？那目前為止，這也是最大的議題。前幾年，台灣的歷史學家張炎憲出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論述蔣介石在二二八裡面的責任。
就像剛提到郝伯村一樣，如果我們把台灣這些歷史學者的書，當做一個起訴狀的話，蔣介石會說什麼？他會說，「這不公平！你亂講！」，還是他會說，「我認罪」？
這些歷史學者起訴狀或者判決書，認為蔣介石有罪，他應該負責。兩個理由，第一、是蔣介石派兵來台灣；第二個理由是他袒護陳儀。
但如果我是蔣介石的辯護律師，我會說這些指控站不住腳。為什麼？首先，派兵來台軍人屠殺的事實沒有錯，但這中間的環節不夠清楚。
想想看，如果你是蔣介石，當時二二八有暴動，然後你看到從基隆、宜蘭，一直到新竹、屏東，所有都市都被佔領，警察局被佔、槍械被沒收，甚至很多軍人被限制在軍營里出不來。整個國家的一個權威機構被解除武裝，這時候你會不會派兵來？會。
那時台灣成為中國的領土不久，整個國家的權威沒有建立。如果要建立國家的權威，一定要有軍隊來鎮壓。派兵來不表示他下令屠殺，這樣的話，這個論述就站不住腳。而且目前為止，找不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文件，或者指示軍隊應該怎麼做。
當然很困難，在威權時代他們不可能直接出面。但找不到供述人，在歷史法庭上就沒辦法定罪。你需要證明他有罪他才可以被定罪。
第二個袒護陳儀。但奇怪，我的手下殺一個人，我後來袒護他，沒有處罰他，這當然是個政治責任，但這跟我下令讓他直接去殺台灣人，兩個行為差很多。從這兩個理由，我都覺得判決是有問題的。
那要怎麼判決？現在不可能找到供述人，說不定蔣介石真的有下令，可能是電話或密電，但沒有證據。而假設不是他下令的，那他的責任在哪？
這裡有段歷史值得參考，二戰之後，盟軍開始審判戰犯。在歐洲有紐倫堡審判，太平洋地區有東京審判，還有一個審判比較少人注意到，在馬尼拉。
馬尼拉審判，是日本在東南亞軍區的總司令山下奉文，被麥克．阿瑟審判。這個審判，我覺得可能可以借鑒到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追究上。
山下奉文之所以被稱為戰犯，他被起訴的最大的一個因素，是在日軍的佔領下，日軍在馬尼拉屠殺了5000多平民。這是很大的罪行。先介紹一下山下奉文這個人，從他當兵的過程來看他其實是滿文明的一個軍人。
他從日軍學校畢業以後，因為德文很好而被派到瑞士大使館當武官，然後又派到維也納當武官。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就去維也納大學修學分，念經濟學。後來慢慢爬升，成為東南亞戰區的軍長。
日本要開始進攻東南亞的時候，已經被美國禁運了。當時日本的石油80%是從美國進口的，所以亟需進入東南亞獲得資源。當時山下奉文就成為了進攻新加坡的指揮官之一。
80天把新加坡攻佔了，那在這個過程中，他俘虜了很多英軍。他對軍隊說，這些英國人打仗非常勇敢，運氣不好被我們抓到，所以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不要虐待，他對戰俘都非常好。當他外調要離開的時候，他給英軍戰俘里的最高指揮官留了一個大包裹，有一百多瓶啤酒，2-3瓶乳酪。
後來盟軍收復巴黎，將軍凱旋進城，任何將軍都需要這種場面，提高自己在後方國家的聲望。東京給山下奉文打電報說，你到底要不要凱旋進入新加坡？一直打電話來催促，後來他忍不住了，回說「不會有凱旋進城的儀式活動，只會有哀悼死難兄弟的紀念儀式。」
東京方面很不解，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將軍。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他後來被審判，他說他不知道日軍在馬尼拉的屠殺，如果他知道，一定會禁止。
麥克．阿瑟的檢察官也沒辦法證明他知道，而我從他過去的表現來看，我傾向於相信他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或者沒有下令有沒有罪？有沒有責任？
當時麥克．阿瑟的法庭判決是，即使你不知道，沒有下令，還是有責任。身為最高指揮官，你本來就應該注意到你的軍人在地區里種種行為。這個理由我同意，但以山下奉文審判的這個例子來說有點不公平。因為當時日軍的指揮系統有點亂。他根本沒辦法指揮憲兵隊，日本憲兵隊是有非常高自主性的，刑囚、抓人都是自主的。
所以憲兵隊所做的壞事，他即使知道，也沒有辦法阻止。可是當時國民黨軍隊沒有這個問題。蔣介石身為最高統帥，沒有人敢違背他的指令。他的指揮系統非常明確清楚。那你派軍隊到一個地區，你身為一個指揮官你本來就需要留意，那是你的責任。
第二，即使蔣介石沒有下令，事後所有參與屠殺的人也都沒有被處罰，陳儀後來被槍斃，並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他投共。
那目前來看，應該說蔣介石的責任不是直接屠殺台灣人，而只能說，他作為最高指揮官，應該注意到的事，完全沒有注意到。並且發生這個事後，四十年來，他也從來沒有一句話，不要說道歉了，都不會提到這件事。沒有嘗試歸還受難者遺體。
現在再追的話這些遺體已經不可能有了，林茂生、陳炘，這些遇難的台灣當時知名社會精英的屍體已經找不到了。如果蔣介石知道這是錯的話，他應該歸還這些屍體。這是他對二二八的責任。
（文字由編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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