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新聞發現，「唐宋八大家」成為教育議題，有課審會普高中分組委員、靜宜大學學生林致宇批評：歌頌唐宋古文八大家者，都只是在「造神」，文章傳遞的思想「並非現代社會所需要，更有可能傳遞封建、保守、古板的思想」。
那麼什麼不會傳遞「封建、保守、古板的思想」呢？
林致宇認為，新課綱理念本來就是要讓學生更知道生活的社會跟土地，與自己的關聯。台灣也有很多文言文，且貼近這片土地，「台灣文學對於現代社會的影響，遠大於唐宋八大家。」例如選文收錄了中村櫻溪（1852-1921）的〈七星墩山蹈雪記〉（1901）一篇。
▍為什麼日本人寫得出古雅漢文？
事實上，中村行文甚古雅，即從文學層面來看，作者運用了許多典故（主要見於《詩經》、陶淵明詩文），行文結構頗類歐陽修，但是「賞析」裡則提及「雪景是近乎鄉愁的存在」，說明了創作者主體是「宦遊台灣的日籍人士」。有興趣之師友，可參詳課審會網頁。
或許還不必探詢現在的高中生，如果大學生（如林致宇）真能看得懂、也寫得出中村櫻溪這種文章，我覺得自無不可（事實上，清代夾雜經史典故的「古文」作法，已比韓歐文更難）。應該追問的是：在20世紀初期，現代化方興未艾，日本文人何以能做出這樣古雅的文章？恐怕正是因為他們重視文化與傳統的聯繫，也認真看待唐宋古文與經典的價值。
例如，同樣在20世紀初期，1910年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日本《歷史與地理》雜志發表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即提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的觀點，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而圍繞著「唐宋變革」的研究，日本學界曾出現京都與東京二學派的爭論，儘管他們對唐宋變革的認識和看法不同，但都承認唐宋間思想文化方面顯著的差異，是門閥氏族的衰落和科舉新型官僚階層的興起。內藤湖南的觀點被歐美漢學界稱為「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已成為內藤史學的重要標誌。
▍唐宋文人的革新意義
相關議題不僅在20世紀日本學界有許多討論，在我國文史學界亦然。簡單地說，中國到了唐宋時期正面臨一個「哲學的突破」，我的研究所老師，曾任中研院文哲所所長的林慶彰先生於此處有很重要的著述，指出唐宋間人開始「疑經改經」，對於經學詮釋開出了一套新的典範，思想上則由漢唐的五經綱紀，轉變為宋明人之四書體系。
換言之，「唐宋八大家」就歷史、文學、或經學史的意義上來看，其實恰是總結傳統文化的變革者，是更接近於世俗脈動與社會轉型的文人集團。在他們之前的時代，主要是貴族世襲的社會型態，在他們之後，則經由科舉制度與文學社群，發展出一種與政權未必黏合的新興庶民文人階層。
例如明末理學家王夫之說：「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也就是說在政權獨斷之外，知識份子（文人）別有一脈相傳之真理。這個「道統」概念之光大，基本上正是韓愈從「復古」論述中，找到了《孟子》的脈絡，所創造出來的新理念。
余英時教授曾於日本名古屋大學演講提及，他認為中國曾經歷四次重大的「哲學的突破」，其中一項便是「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主要見於唐宋之際，文士開始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簡要言之，唐宋八大家正表現出文人意識之覺醒，余英時所謂「回向三代」，是以復古為開新，重新找回知識份子的價值定位；至於「同治天下」，則是要以「道統」影響或抗衡「治統」。唐宋人的這些理念，於今來看，仍可謂影響深遠。
▍不同於前人的創作
而從文學表現來看，所謂唐宋八大家，是真正以雜文類書寫稱「家」之始。此前，如儒墨道法，本為思想家之稱；以文章風格名「大家」，是因為唐宋文人開始於非韻文之生活書寫中，注入了更多的個性與思想。魏晉人原著重於駢文之對仗叶韻等文學「形式」，唐宋人則以散文作解放。所以唐宋古文的文學觀念，乃特別強調作者的精神氣質與交際識見。這些現象，一路延伸到明代的公安、性靈，正如周作人所追溯的白話文淵源，其實正說明了傳統文化之近代轉型。
至於唐宋「古文」，其實也並「不古」，只是唐宋文人假「復古」之名，以宣稱自己與古代經典作者一樣，找到了書寫的原生與完整性。例如《舊唐書》曾批評韓愈書寫：「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只說他標新立異，未見稱許。韓愈自己也曾經解釋：「愈之為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說明自己想透過奇特的句讀創作，追求道統的復興。
這種刻意以文藝表現思想的方式，我的研究所指導教授，後來擔任台大台文所所長的柯慶明先生，曾經指出韓柳文如何體認「美是形相的直覺」，因此在物態人情的形相上費心描摹，並使用了俄國形式主義者希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所謂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美學效應，加以詮釋。
▍知道過去，才可能看見未來
我相信教育首重啟蒙，特別是關於過去的文化如何造就（或限制）了我們，我們才可能清晰看見未來的路途。關於這一切，中學教育現場的國文老師是否有機會講清楚？高中生或網友又是否有能力臧否呢？至於近200年來「現代化」風潮下的文化衝突與困境，大至東亞，小到台灣，又該如何找回我們的「文化自主性」、與下一期「哲學突破」的可能性？
很好奇中村櫻溪先生如在世，是否也會同意林致宇對於唐宋文家的評語？我想高中國文課程的設計，除了鄉土的芬芳，也許還是回歸到文化面與文學面來討論為宜，任何政治層面的考量染指，都可能遮屏了文藝可貴可珍之處，傳遞出「封閉、保守、與刻板」的思想，反使後代學子熱情湮滅，未足以真正啟迪心智。
（作者為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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