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蔡正元的對手李建昌，拿下7萬8千票。2015年蔡正元罷免案，在不能宣傳的狀況下，同意票達7萬6千票。2016年，黃國昌的兩個主要對手（國民黨李慶華、信心希望聯盟陳永順）總計拿下約7萬3千票，而2017年的黃國昌罷免案，在可以宣傳的狀況下，同意票約4萬8千票。

這數據當然不能直接對比，但蔡正元兩次投票的反對者數據差異不大，還算是「合理狀況」，但黃國昌相關的兩組數據落差就有點大了。這傳達出什麼樣的訊息？黃國昌的情境和蔡正元差很多？

「被反對者的個人特質」的確是個相關因子，但我想談的主題，是國民黨仍陷入選票持續萎縮的困境。而要打破這個困境，需要一個「破格者」，但即便是罷免案這麼「輕鬆」的主題，我們仍看不到這種人的出現。

罷昌案：國民黨 vs. 時代力量

從2012年的政治弊案開始，幾乎所有理性政治評論者都預期國民黨的支持群將會一路萎縮，這種看法也在2014和2016年的選舉中獲得印證。那這溜滑梯，會在什麼時候停下來呢？

有些人認為國民黨已經到谷底，而民進黨完全執政動輒得咎，恐怕後勢不會看好，加上時代力量分票，因此2018選舉，國民黨應該可以踩下煞車，甚至開始反轉上升。這種想法合乎政治常理，國民黨甚至可以不用做什麼改變，坐等民進黨搞砸一切就好。

但這次黃國昌罷免案，卻傳出一絲意外的訊息。這罷免案可以看成是一個小型的期中選舉，有些人將之稱為「智力測驗」，但其實這場測驗還蠻難的，因為表面上對決的，是時代力量與基督教團體，而底下藏著的，是各方政治力量的較量。

民進黨因為這一年多來和時代力量的衝突，雖然黨中央表明反對罷免，但出面具體支持黃國昌的黨內要人，仍多數是以個人身份喊話。國民黨黨中央除了明確表態支持罷免外，也有代表進駐罷免團體「指導」，在最後一週，更投入了黨組織與地方政客。所以真正的對決形式，是時代力量對上國民黨。

但投出來的結果卻很「古怪」。基督教團體在新北十二選區大約只有幾千票的實力，要成功罷免，主要還是吃國民黨的老票，但國民黨加基督教黨在2014拿了7萬3，這次卻只開出4萬8，在可以宣傳也大肆宣傳的狀況下，這種落差之大，的確是會讓人質疑。

在不能宣傳的狀況下，民進黨2012在港湖拿下的選票，在2015蔡正元罷免案中可說是完全開出。這可能和蔡正元個人當時的表現有關，成功催出了基本盤，甚至拉動了一些非原本綠營的票。

但黃國昌呢？國民兩黨的支持者，很多人不也認為其個人特質「看了就不爽」嗎？那票呢？拉不到民進黨的票，至少國民黨的票要開高吧？如果假設基督徒的選票全投出來（他們很認真衝票），那國民黨的選票，這次大約只有投出2016的三分之二。

2016已經是國民黨的低谷，那麼，這結果代表連國民黨人都不想罷免黃國昌嗎？還是國民黨現在只剩如此基本盤了？也許答案是會在這兩個問題的光譜中間，但我個人認為，不論是偏哪一邊，這都突顯了國民黨的思維困境。

透過蔡正元罷免案，非國民黨陣營已在他的選區試出了水溫，並在2016的選舉一口氣拿下12萬票（扣掉親民黨近3萬實力，也有9萬多票）。雖然整合失敗而無法拿下立委席次，但在低聲量的2015罷免案中製造出和2012選舉一樣的選票實力，離2014民進黨拿下的8萬5千票也不遠，這也讓非國民黨陣營之後有足夠動力往2016衝刺。

但黃國昌罷免案的成果無法產生這種刺激，反而讓國民黨人擔心基督教政黨聲勢上升，會在2018議員選舉來分票。此外，更大的問題在於藍營選票基礎似乎更進一步萎縮，雖然主打議題包括要把「對蔡英文的不滿」以「同意罷免票」來展現，可是對蔡英文不滿的人明明很多，但票開出就是沒那麼多。

所以講白點，就是國民黨的氣勢並沒有透過這次罷免案起來，而且似乎還有點「縮」。那國民黨該怎麼辦呢？

還沒醒過來的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還卡死在2016年大敗之前的格局中，從議題到選民設定都有問題，整體來看，就是「還沒醒」，還在舊有的地盤打轉，但台灣政治格局已經改變，在「分眾」的現實之下，舊地盤只會越來越小。

國民黨需要的是一個「破格者」，像民進黨林淑芬那樣的人物，在整個黨往某個議題傾斜時，還能拉到一些其他範圍的選票，讓選民講出「雖然國民黨很鳥，但至少還有XXX」或「整個黨就只有XXX可以投」。

但國民黨沒有這種人。蔣萬安為了選舉，在近期有很亮眼的表現，但原則上仍沒有打破黨舊有的格局，沒有引出黨內的對抗性。其實黃國昌罷免案就是個不錯的機會，如果有國民黨政治人物敢跳出來說「我反對罷免黃國昌」，那就是成功的「破格」，但這個人並沒有未出現。至少在有點實力的政治人物之中，看不到有人做出這樣的發言。雖然有些藍營要人的確對罷免案有微詞，但那也只是私下講講。

為什麼？因為怕，怕吃不到新票，連老本都丟了，或是被同黨其他人吃掉。在選票基礎越來越小的狀況下，選擇自相殘殺的，是越來越多。

因此多數國民黨人不敢跳出現有選票基礎向外開拓，在方法上也不敢大開大闔。最後沒人出來「挺昌」，反而在黃國昌罷免案的過程中，看可以看到許多「2014國民黨式」的操作：有梗就亂打亂抹一陣，沒有邏輯也不需合理，反正「罵」，就對了。

從2014到2016，都已經證明這種戰術所得之票數不足勝出，到了2017還在搞，依然沒用，而且邊際效益更差。

近來民進黨雖然被罵翻了，但在英德體系強勢主導的狀況下，黨內仍存在著與外部民意連結的對抗張力：勞基法修法，有林淑芬這種反抗者，就算是黨中央反對罷免黃國昌，也有立委透過間接表態的方式支持罷免。因為有這種「皇城內的不和氣」，因此民進黨還可以保持某種生命力，讓這個黨不至於一失控就直線下墜。

但國民黨呢？依現在完全在野的困局，國民黨遠比民進黨更需要救世主，也更需要破格者，但錯過這次罷免案的機會後，在2018選舉之前，還能有多少議題能催生出讓選民眼睛為之一亮的政治人呢？

就制度來看，推動罷免案本是個勝算極低的賽局，唯有豪賭或逆向操作，才有辦法從中創造正面效益。但國民黨人無法脫繭而出，也讓這事船過水無痕，更讓滅亡的巨輪，又往前多滾動了一段距離。

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的立法委員黃國昌罷免投票案，最終投票率27.75%，同意罷免票數48,693票，不同意罷免票數21,748票，因同意票未達該選區選舉人數四分之一亦即63,888票的門檻，罷免案沒通過。

這個結果顯然跟網路聲量有極大的落差，特別像是流量最大的PTT或類似公眾論壇，甚至是網路新聞下面的留言，多數是呈現挖苦安定力量聯盟，看到最多就是「汐止區的智力測驗」。從選舉攻防來看，罷免案與一般選舉不同，它本就屬於易攻難守（反罷免較難宣傳），但看投票結果，支持者僅兩萬一千餘人願意站出來，顯然與網路世界截然不同，確實是一個警訊。

儘管各方都有解讀，身為反對罷免黃國昌的第一線志工，我想分享幾點現場的觀察：

一、網路世界不等於真實，選舉還是要靠組織基層耕耘

安定力量從2016年12月24日在汐止火車站展開「3000人罷免黃國昌」活動開始，才歷經半年多的時間，到了2017年8月竟可以蒐集到近三萬份的連署書，著實不可小覷。要知道，連署是要留下基本個人資料包括地址電話的，如果不是有強烈的罷昌意願，一般民眾不太可能輕易填連署書。

換個角度講，安定力量的青年志工群在這裡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們外表就像一般良善的中產階級，有時候還會帶孩子出來，利用每個週末假日擺攤呼籲罷昌連署，甚至在罷免案的最後幾個月，密集挨家挨戶掃街，市場店家路人都不放過機會，這種基層凝聚力，不是透過鍵盤、網路號召就可以看得到的。

二、反同教會勢力操兵成功，2018鐵定捲土重來

毫無疑問，安定力量背後有強烈的特定基督教會色彩，其秘書長游信義曾代表基督教政黨「信心希望聯盟」參選板橋區立委，本身也是「下一代幸福聯盟」活動總召。反同性婚姻是這些教會共同的語言，他們從2013年以來就積極投身反對婚姻平權運動，甚至包圍各地挺同婚立委的服務處施壓，但一波又一波的挫敗，特別是2017年5月大法官釋字第748號禁止同性婚姻違憲的解釋，更讓他們難以接受。

這股因個人信仰價值導致介入世俗政治的力量，必須有發洩出口，會挑中黃國昌完全不令人意外，畢竟時代力量全黨五席立委都曾站出來支持婚姻平權，也現身同志遊行，黃國昌又是黨主席，罷免他具有指標效應。

將近一年的努力，在不到30%這麼低的投票率下，竟然還能有四萬八千多同意罷免票，這些選票假設在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中，都具有催出好幾席議員的實力。這也激勵了其他地區的教會系統，透過反同婚勢力的集結，他們在地方選舉大有可為。這些有可能選上的反同議員將在未來強力干預地方學校性平教材。

三、耳語謠言透過街頭巷尾發酵，具有抹黑殺傷力

安定力量除了提給選舉委員會罷免黃國昌洋洋灑灑的七大理由，另外又集中火力綁住特定議題在鄰里之間不斷宣傳，諸如黃國昌支持娛樂性藥物毒品除罪化，遍查黃的院內院外發言，從沒有此一說，安定力量用因為黃支持同志遊行，然後污名化同志遊行等於支持毒品除罪。

又比如黃國昌支持廢除死刑，事實上黃擔任立委以來從未有相關提案，那頂多僅是個人理念，距離成案還有廣大民意的聲音要聽。或說黃國昌支持國中、小不當性平教材，教自慰、口交、肛交，引導學生性自由，還有多P、雜交、性虐待等，處理性解放和多元教育。我自己教書十幾年，這種指控根本鬼扯，性平教材只有教學生要尊重多元性別差異，但這套說法，在地方家長群組裡確實形成一股強大恐慌。

四、民意代表不需認真問政，選民只在乎紅白帖跑攤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在2017年11月整理黃國昌擔任財政委員會立委的表現紀錄，總計三會期不分類別的出席紀錄中，257次僅缺席1次；三會期公民評鑑皆獲最高分；連續兩個會期獲「委員會優秀立委」肯定。結果安定力量是這樣宣傳罷免的：時代力量新北黨部自己都承認黃國昌把大多數時間放在立法院！

對啊，立委不在立法院，不然要在哪兒？

雖然網友嘲諷熱烈，顯然地方選民要的不是認真問政。君不見立法院有多少立委整天跑攤固樁，監督政府預算弊案與他何干？只要重大院會表決時有出席投票就好。別說被罷免，多次連任絕對不是問題。我原本以為這些年公民運動帶起的社會力能改變這種政治文化，但從這次罷昌案觀察，未來很多年台灣這種選舉紅白帖文化將依然牢固；我不會說是公民素養低落，只能說尊重民眾的選擇。

第三勢力小黨的選舉不可能只停留在網路空戰，如何加強組織陸戰的實力，是2018地方選舉的關鍵。廣大的年輕網友們，如果你真心希望提升台灣的政治水平，除了在網路上關注議題、轉發分享資訊外，也要留意臉書的演算法只會將我們鎖在自己的「同溫層」裡。我們需要做的，是真真實實的走上街頭，與人民互動，甚至是當面的溝通與說服。畢竟，改變的時刻，行動才是唯一。

對罷免案的檢討 欠缺制度性的考量

上週六，喧騰一時的「罷昌案」終於在投票率低落，贊成罷免票不達選罷法新制所規定最低門檻而以失敗告終。對於這個結果，有認為這是民進黨不惜與時代力量做對，堅持要在罷免制度設下最低門檻的舉措救了時代力量者；也有認為時代力量是因為堅持不被社會認同的價值，推動同性婚姻權而導致光環快速消退者；更有若干時代力量的支持者認為，這是因為罷免案設下最低門檻，所以反對罷免的選民認為「穩嗒嗒」因此不出門投票反對罷免者。

在一片眾說紛紜中，很遺憾尚未見到有什麼關於制度性的反省文章。似乎，罷免權[1]就是民主生活中，一種被大家習以為常，甚至認為應該予以活用的權利。然而，事實上真是如此嗎？

罷免權的活化：「國父思想」的復活

在總統已經直選超過二十年，政黨輪替已經是第三次的今天，在台灣要不厭其煩說明，台灣的憲政體制，甚至存在於人民心中的民主、憲政意識，還是在很大部分受到孫文遺教、黨國教育的毒害，似乎是老生常談。甚至，也許還會招致若干人的懷疑：怎麼到了今天還在提這問題？

事實上，罷免權被大家如此習以為常，當作民主體制裡面本該有之的一部分；甚至於，許多長期致力於台灣民主運動的志士，或甚至是時代力量過去在審議選罷法的立場，都認為必須將罷免權儘量活用，認為這是人民控制民選公職人員的強兵利器。以至於，罷免權根本違反民主憲政法理，運用起來對於民主憲政絕對是弊大於利的事實，似乎不為一般人所意識。有鑒於此，筆者不揣簡陋，在此為文試圖解說。

孫文：罷免權是人民控制政府的最好武器

稍有關心憲法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憲法本文，是由社民黨籍的張君勱先生主筆，在憲政體制上融合了孫文思想、蘇維埃體制與威瑪共和內閣制，拼拼湊湊而成。遠在現今適用的這部中華民國憲法起草、適用前，甚至遠在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孫文數度在若干場合、講稿都曾提到，他心目中的憲法，不是要一部西方權力分立的憲法，而是一部權力集中、「為人民造福利」的憲法。

他認為，要防止國家濫用權力侵害人權，不是靠權力分立，而要靠「人民的四權」。也就是說，孫文認為，靠著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權，就等於給了人民駕馭政府的煞車，不怕政府權力大，更不怕政府侵害人權。尤其是罷免權，更是克制政府的一大利器。在這裡，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在孫文思想中，立法委員並非民選議員，而是經由考試通過的一群負責政府立法的官員，因此也是所謂「政府」的一部分。

在台灣歷次的憲改中，各方提出很多關於憲政體制的改革方案。但是，罷免權的檢討，不僅不見於各方憲改方案中，相反地，還成為許多民主勢力的政治人物、改革團體成員所揭櫫，必須予以活化的制度。在這些人士心目中，罷免權是人民可以嚴格監督政治人物，避免政治人物在當選後偏離民意的重要手段。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嗎？罷免權真的是監督政治人物，防止政治人物悖離民意的萬靈丹嗎？這樣的萬靈丹沒有任何副作用嗎？如果有副作用，那麼活化罷免權能夠為民主政治帶來利大於弊的效用嗎？

罷免權：另類台灣之光？！

事實上，以比較憲法來說，現今全世界各國之中，將罷免權視為人民監控中央行政、立法機關的制度之一，在憲政體制中設有罷免總統或國會議員這一類制度的國家，只有台灣與委內瑞拉。而採用罷免權作為人民監控地方官員或議員的國家，只有台灣、美國五十個州中若干州、加拿大的一個省、瑞士二十六個邦中的六個邦。而在這些除台灣之外的國家採行罷免權的地方，除了不是將罷免權完全適用於所有地方民選公職之外，幾乎都對罷免權之行使設下相當嚴格的門檻。而在全世界，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皆有罷免制度之設計者，只有台灣！！

看到這樣的比較法數據，我們不禁要問：到底罷免權有什麼問題？以至於全世界在中央層級只有台灣與委內瑞拉適用這樣的制度？而在地方層級也只有台灣全境和美國、加拿大、瑞士的一部分？如果罷免權真的那麼好用？很多老牌民主國家為何不採用？如果罷免權真的能夠讓民選公職乖乖聽人民的話，那麼能夠促進民主，為何世界上一堆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不用？

罷免權的第一個副作用：傷害國會議員免責權和背後的民主制度

事實上，近代民主憲政所發展出來的很多細部規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英國內閣制發展出來的國會議員言論免責權。免責權的設立與發展，最主要就是要讓議員可以在國會中毫無顧忌，以自己的見識、良心與策略為準，（在議員已經全面民選後）基於在競選中提出的政見去問政，甚至於參政與聞內閣，免於各種刑事責任之追究。

國會議員的言論免責權這個制度歷經時代演變與學說辯論，在實務上與學說上都逐漸視為民主憲政體制中的核心機制。而後在各種制度設計的考量上，又進一步發揮免責權背後的設計精神，以致在這些國家不會要已經當選的民選官員或者議員，為自己的政策負責而免去其職務。因為，一個已經當選的官員或議員，如果必須顧忌他所說的言論、投票支持或反對的政策會帶來選區人民的不滿而遭致罷免，那麼，言論免責權要保護的，讓民選官員與議員能夠在自由發揮、自由辯論、集思廣益的最好條件下去實現政見的立法用意，甚至於整體的民主與自由，將逐漸空洞而至蕩然無存。

也因此，許多老牌民主國家如法國，早在大革命後經過一小段國民議會初期運作後，轉而禁止「強制委任」（mandat impérative，又譯為「命令委任」）代表之存在。也就是說，不需由選區選民投票後強制國會議員（還有由國會議員選出的閣員）之投票、施政方向。何故？就是因為在大革命後強制委任時期，不只民選議員不能充分發揮其能力，好好辯論出國家前途，好好作出國家的法治建設，反而製造許多政爭，大大降低大革命後建設民主國家的腳步。

罷免權的第二個副作用：民選公職不敢貫徹選前政見

事實上，所謂「強制委任」與罷免權，就是制度設計的一體兩面。根據這種想法，為了避免民選官員議員悖離民意，所以乾脆事事都要由地方民意先決定，然後依此決議訓令當選人照此投票施政。問題是，即使撇開政爭因素，在馬車時代已經難以運作的命令委任，到了大空梭都已經被淘汰的時代，除了類似美國總統大選選舉人團之類，數年一度單一議題的情況之外，怎有長期運作之可能？

強制委任是從正面限制民選議員官員，而罷免權則是從反面限制，認為只要官員、議員悖離民意，就可以用罷免權加以匡正。然而，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在現今的世界，世事複雜價值多元，沒有任何民選官員與議員，其施政或問政之政見百分之百符合其選區選民之所望。

一般來說，以台灣現今狀況而言，就以統獨、經濟之左右、社會福利、年金改革等議題，就可劃分出遠遠超過兩個完全一致的群體，更何況加上類似同婚權利等社會議題？因此，如果說，我們在制度上容許罷免權的存在，而人民一有對於民選官員、議員政策上的不同意，那麼所有當選的官員、議員當選後將會面對選區中反對勢力藉罷免權對之牽制其施政問政。從而，民選官員和議員，也就不能貫徹選前提出之政見。從反面來說，這反而造成當選人不能兌現選舉支票，選民投票支持政見不能完全實現，違反了根本的民主制度設計原理。

罷免權的第三個副作用：罷免議題、進步議題都將消失於罷免與反罷免的操作中

也許有人會說，真理越辯越明，就是因為有罷免案，所以可以進一步檢視被罷免人的政策，這是施政、問政議題被檢討的好機會。同樣可能有人會說，既然民選官員與民選議員的權力是由人民經由選舉授與，那麼人民也應當有權力予以收回，因此還是應當活用罷免權。但事實上，以政策檢討辯論而言，從本次罷免黃國昌委員一事來看，對於同性戀婚姻權的討論，老早淹沒在各種罷免、反罷免的操作之中。甚至因為罷免與反罷免的操作，一項被大法官以進步價值承認，可以傲視全球的民主經驗，就這樣一再被污名化而模糊焦點。

從人民授與權力可以收回這點來看，也許有了罷免權的設置，理論上的確可以加強監督民選官員、議員的力道。然而，就如前文所言，罷免權的設置，第一個會傷害到的，就是民選官員、議員反而不能依據他自己判斷，在任期內自由施政、問政。相對的，民選官員與議員，變得永遠要顧忌選區中的反對勢力反對意見，無形中很多進步的法案與政策，就在支持選民的不諒解中，悄悄被深藏冰封。總體來說，有了罷免權的設置，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反而是弊大於利。也就是基於這些原因，民主先進國家或新興民主國家，幾乎都不採用罷免制度。

罷免權的第四個副作用：加深大小黨競爭的不公平

另外，我們如果不從比較憲法的角度來看罷免權的不合於民主憲政，單單看我們的狀況，罷免權也是一個大黨比較能夠拿來對付小黨的政治鬥爭工具，不適合政黨的公平競爭。為何我們如此說呢？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只要有相當的基層組織能力，要進行戶籍的遷移遠比美國、加拿大等國要來得容易。而大黨在這方面的能力，又遠比小黨來得強。過去在威權時期，我們時常聽聞「幽靈人口」影響選情就是一例。現今我們連轉型正義的基本工程都尚未定調，若干重要的轉型施政都還未上路，過度活化的罷免權，無異於對未來的政爭大幅開啟門路。

本次所謂的罷昌案，罷免者對之提出罷免案的理由之一，就是因為被罷免人支持同樣被大法官肯認的進步價值。所幸最後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一位認真的國會議員，並未因罷免而去職，失去他發揮抱負的舞台，中斷他與選民之約定。這一次被罷免人是全台灣第三大政黨的黨魁，有相當的全國知名度，也有相當的政策制定、辯論能力。但儘管如此，所謂的罷免理由之一的同性戀婚姻權，也淹沒在罷免案的各項操作中。

我們假設另外一個狀況，萬一，今後遭到罷免提案的，是沒有類似全國知名度，或者不具那樣強韌的政策辯護能力的公職，結果會是如何？會不會從因為罷免權的設置，讓我們在未來失去眾多學有專精的官員、議員，因為顧忌選區的反對意見，反而不敢堅持自己的政見與價值？會不會因為罷免權的設置，讓我們失去一些沒有那樣的知名度，也沒有那樣辯論能力的好公職？

一場罷免案 罷出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憲政迷思

民主代議制度，本來就是以選票為民主正當性的授權機制，授與當選人權力去履行職務的一種政治制度。孫文在一百年前認為，罷免權可以成為他獨特的民主憲政體制的重要機制。事實上，就如同孫文其他不符合現代民主憲政體制的思想一樣，罷免權對於民主政治，可以肯定是弊大於利。假設罷免權真的對民主憲政有那樣的正面價值，現在老早通行於世界很多老牌民主國家了。正因為從法理上來說，從現實上來說，罷免權都是對民主憲政傷害過大的制度，因此採用的國家很少。就算是採用，也只是幾個國家的若干地方。而且，設有相當高的門檻以防止政治勢力惡用。

台灣從威權轉型為民主，中間也不過短短數十年，這本是國人值得驕傲於世界的一項成就。然而，很遺憾，不管是從選罷法的修正，或者罷免案的提出，到罷免案的攻防，到罷免投票落幕，我們都很少看到對於罷免權制度性的深入反省。台灣的民主才剛剛起步，步履依然蹣跚，各項制度改革方案，都還在進行中，或者還沒有進行通盤的學習、計畫、辯論。這之間，攸關憲政體制之改革，尚有相當的迷思存在。一場罷免案，罷出了長年來不為國人注意到的憲政迷思。或許，這反而是這場荒謬的罷免案唯一的正面效用吧？！

依照《國安法》規定，當事人必須要同時兼具三種要件，才能被判刑，第一個要件是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第二個要件則是為了大陸或外國，從事第三個要件當中的兩種情況任一：分別為發展組織或蒐集公務上應保密之文書或消息。兩個要件缺一不可。四人均非公務員，顯然不太可能蒐集到應保密公文，犯的頂多是發展組織。然而怎樣算是為大陸或外國發展組織，並危害了國安與社會安定呢？本來就基於認同而組成統派政黨算嗎？那郁慕明理應更早被抓。

怎樣算「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如果鼓吹跟對岸統一算，蔡總統曾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算嗎？因為流亡政府，指的是一個政府無法在本國領土執行權力，跑到外國領土，換言之只有認定台灣不是中華民國領土，蔡英文的話才能成立。

主張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台灣民政府」，不僅擁有武裝力量「黑熊部隊」，更發行護照、身分證，還聲稱台灣主權仍屬於日本。主張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民眾，遠比支持台灣給中共統治的多。如果新黨青年軍違法，「台灣民政府」當然更違法，蔡總統或許沒有為了外國講出「流亡政府論」，但她的話遠比新黨青年軍更有影響力，相對的也更危害中華民國，卻不用受罰。

台獨或主張中華民國治台非法，要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顛覆國家政府，才構成違法開罰要見。所以我們的法律，顯然對於台獨言行自由，遠比對於統派更寬鬆。

用「為大陸或外國」、「危害國安與社會安定」這些模糊概念定義違法言行，很容易選擇性執法，過去的共諜案多屬實質洩漏機密，如新黨青年軍只成立主張統一的社團，在「台灣民政府」和蔡總統沒有挨罰之前，不應該為此被開鍘。

「我媽媽打電話來，要我不要再生第二個了，她說我們會養不起，好好好，不要哭，不要哭了。」小慈一邊推著娃娃車，安撫著兩歲大的女兒，一邊說著，嬰兒車裡的小娃娃才不管大人正在說啥，想鬧就鬧，想哭就哭，小慈每說一句話，總要中斷好幾次，「我媽說我們住台北太遠了，她沒辦法幫忙帶，加上我們又還沒買房子，再多生一個小孩，會吃土。」

想生卻遭親友勸阻 收入太少會吃土

六年級生的小慈，很愛小孩，本想再生一個，親友們紛紛勸阻，經濟能力是主要因素，「我現在的年薪大概80幾萬，我媽媽上次就感歎說，栽培我到研究所畢業，才賺這一點。」80幾萬的年收，是小慈工作十七年後的成果，恰巧的很，小慈媽媽退休時的年收也是這數字，媽媽只有國小學歷，在公股行庫工作，從工友做到專員，安穩退休，看到女兒念這樣多書，賺得跟沒念書的自己差不多，常覺得這時代到底怎麼了，心疼女兒生活壓力大，常從南部打電話到台北「勸生」，不是勸多生，是勸阻生，多子多孫多福氣，這種夢，太貴了，養不起也作不起。

七年級生富裕長大 困在窮世代作不起生育夢

「我跟我男友有打算要結婚，現在拼命存錢，生小孩？我不敢生耶！嘿嘿嘿嘿。」華華頑皮的說著，她是我以前的屬下，轉換工作跑道後找我聊生涯規劃，換工作薪水加了六千，收入增加，月月光的帳戶終於有存款，前途出現亮光，卻還是難以抵擋大環境的黑暗，對未來的景氣，還是不樂觀。

她的爸爸是會計師，從小她跟妹妹們常常出國玩，上館子吃飯，沒嘗過苦日子的滋味，傻傻地從屏東來台北工作，才知道想住間不起眼，有窗戶可以透透氣的小套房，房租要一萬多起跳，初次脫離父母的照顧，感受到民間疾苦與生活的壓力，好險有男友陪伴，愛情是高物價城市中精神上的城堡，有愛情她就是公主，穩定交往想結婚卻不想生，原因挺有趣。

「拜託！我爸媽讓我從小過得這樣好，我覺得不管我怎樣努力，都不可能讓我的小孩過這樣的好日子，把小孩生下來，讓他們過苦日子，我一定會覺得很抱歉，這樣會很內疚耶！我不要。」她說很多七年級生都這樣想，她們生活富裕長大，長大後卻無法讓下一代繼續過好日子，乾脆不要生，免得拖累小孩。

低薪長工時 年輕人成一胎化跟不生教的信徒

生小孩這事情，在我爸媽那個年代是「跨過去」就會有一個蹦出來，一不小心還好幾個，在這個時代，生小孩卻成為一個需要勇氣開外掛的事情，不論六年級生、七年級生，誰都看得出來不生小孩，不是不愛小孩，主要卡關在經濟上，日子淪為活下去容易，活得好不容易的窘境，經濟壓力讓年輕人自動自發變成一胎化或者不生教的信徒，低薪難解，上班作功德，生孩子這事情可能也只能燒香拜拜，祈求下輩子出生在好人家，才有子孫滿堂的機會。

我有些朋友薪水不錯，小孩生了兩個（沒想到生小孩居然也能成為另類經濟指標），在台灣長工時的情況下，養育小孩的時間是擠出來的，常常下班後就趕著去保母家接小孩，媽媽爸爸悠閒逗弄著小孩，和樂的畫面只會出現在夢裡，真實情況是大寶哭、二寶叫，下班後繼續過著焦頭爛額第二輪班的日子，也難怪社會學家霍希爾德說：「第一個孩子耗盡夫妻精力，第二個孩子引爆婚姻危機。」，生孩子這事情，政府說是動搖國本的國安問題，茲事體大，諷刺的是給的奧援卻這樣少，養大孩子，只能靠自己。

其實大家都明白；只要能解決低薪、高工時、高房價的問題，讓年輕人有錢生、有時間養、有地方住，情況就能舒緩，治標不如治本，勞工政策絕對會牽動生育率，縮短工時，讓大家有時間做人，才是真正的作功德，假如經濟發展無法給下一代希望，誰願意生兒育女呢？

本文授權：黃大米粉絲團

在Line群組裡，收到一張馬英九和周美青在小吃簡餐店用餐的照片，照片中的馬英九抬頭看著店裡的價目標，周美青背對著鏡頭專心吃飯。

我覺得很感動，加了一些感想，便分享到了我的臉書。當下其實也沒想太多，但文貼幾個小時候，就有3萬位網友按讚，近2000篇留言。

網友那靖鄣說：「那是高雄市林森路、八德路口附近的原鄉牛肉麵。」還憶起曾多年前也在同一個餐廳遇過還是總統夫人的周美青，他說，壁上的菜價表上還有周美青的簽名。我覺得網友真厲害，我也不知那是哪間餐廳，這麼快就「肉搜」出來。

網友Huaying Shieh說：「平易近人，我懷念您們。」而我最感動的是網友Julia的留言，她用胡蘭成與張愛玲結婚時，寫下的一句話「願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祝福大家。

有人感動懷念，當然也有吐槽的酸言酸語，其中一位就是王丹先生，嘲笑這是自導自演的造神手法。自從陳為廷是襲胸慣犯被媒體揭露，而王丹竟以「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為陳為廷護航後，對這個充滿雙重標準式仇恨的偏狹王丹，我已無絲毫敬意。但對他的質疑，我倒覺得不是壞事，也是個回應的機會。

首先，這個照片，我是在20日早上9點左右，在「野台美加群英會」的Line群組裡，看到Leo Huang在凌晨1點17分以「清廉與貪腐的對比，平淡、平實、平凡的卸任總統」為感，貼了這張照片。我看了有感，便分享到臉書。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王丹不信，也只能由他。但我倒想問問王丹，以前賴清德、柯文哲三天兩頭的「野生捕獲」照，可曾看王丹出來批評演戲造神過？這就是我和王丹不一樣的地方，我從沒有質疑過賴清德、柯文哲的「野生捕獲」，原因很簡單，我沒有賴、柯自導自演的「證據」。王丹，你有嗎？

經常對台灣民主指點的王丹，對於民進黨曾想藉《保防法》復辟人二，想藉《資安法》賦予行政機關免法院同意即進入民居變相搜索權，說過一句話嗎？這位對於台灣議題一生只監督馬英九一人的王丹，對蔡政府踐踏民主的種種事跡泰半不語，這是選擇性失明？

也不只是王丹會用這種不負責任的口吻評事，很多討厭馬英九的人，對馬英九的一切，也常有這種「王丹」式的膝射嘲諷。

我只能說，馬英九的小吃照，沒什麼了不起，因為，他本來就是個簡樸之人，這麼多年，我認識的馬英九，就是這樣的人。但王丹們能不能理解，馬英九已卸任，不再是總統了。說真的，也不重要。

對這種王丹式的口水，就這樣回他吧：願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你開心就好。

（作者為前總統府副祕書長）

19日新黨4位青年軍大清早突然被登門搜索拘提偵訊。檢調手段之草率粗暴，令人恍如置身於獨裁君王高壓統治之警察國家。

這次搜索取證不但嚴重違反民主法治國家極重要的正當程序，而且牴觸正常人都會有的最普通常識。

檢調同步行動，竟然簽發之傳票要求證人在同一時間到達調查局和地檢署兩處相距甚遠的不同偵訊地點。不知他們是倉忙到失智，還是存心如此，讓被傳者無法做到，再以抗傳為由拘提？

傳票上明明寫著請證人8點30分到場，可是6點多就上門帶人。這又是什麼邏輯？檢調以證人傳票請人到庭應訊，不准律師陪同，這是過去許多所謂人權律師一再抨擊的脫法伎倆。如今他們入朝為官，當然不會仗義執言，得罪當權。

證人既未涉嫌犯罪，且被要求協助辦案，出庭還應支給旅費，自應以禮相待，怎麼不僅沒律師，連看法律都不行，還長時間疲勞偵訊，地位比被告不如？

由於沒有律師在場協助，許多物件即使明顯屬個人私物與刑案無關，亦未能逐一篩檢，全被帶走，嚴重侵害個人隱私和人權。檢調通常會說，帶走的物品都會保密，不會公開外洩。這正是最可笑的一點。

偵辦中案件，尤其是與藍營有關的案件，常出現極其荒謬錯亂的現象。檢調總在偵訊結束時向被告、證人等鄭重強「調偵查不公開」，任何偵訊內容皆不可外洩，否則會追究洩密罪責。然庭訊後名嘴、民代、媒體馬上大報特報。很多偵查卷中的細節被刻意扭曲誇大渲染，製造對特定人士或政黨不利的氛圍。檢察官既不澄清更正，還當事人公道，更從未追查媒體資料來源究辦洩密者。只將「偵查不公開」當成對付被告、證人的緊箍咒。

例如三中案，電視跑馬燈不斷跑著「張哲琛收受500萬元禮盒」。真相則是張哲琛看到水果盒裡有500萬元，立即退還而且錄影存證。檢察官心知肚明，卻對媒體斷章取義誤導大眾視若無睹，好像還不准當事人喊冤澄清。

這次新黨青年軍的事也一樣。已經有許多民代爆料說搜索到有簡體字的文件和大量人民幣等等。檢察官應該迅速查明是誰洩密？是否真有此事？如果沒有，也應該如實說明，避免當事人被鋪天蓋地的不實言論傷害。

如果司法人員心存成見預設立場，或更糟糕地自甘淪為政治操弄的工具，我們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健全的司法體系，怎麼可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國家怎麼可能會有光明的未來。

身為前法務部長，很不想如此批評昔日部屬，畢竟那只是少數人的作為。然而就怕一葉知秋，擔憂這會否是我司法體系崩潰之前兆。

寫下此文，內心沉痛至極。憂心之餘，猶盼檢調同仁無論面對功名利祿或強權逼誘，切勿忘投身司法之使命和初衷。

（作者為前法務部長）

昨天網路上有一條熱議的討論，有人意外發現一個後知後覺的事實，TEDx系列是不支付任何一毛錢講師費給講師，但是在台北場，進去聽則一張門票收4800元。至於不付錢給講師，是TED總會規定，全球統一這個作法，不惟台灣這麼做。這個議題拋出來之後，PTT也湧進不少發言，居然不少是擁護TED的做法，認為一定有它的正當理由。

這個議題，我之所以有感，是因為我在今年初演講十場之後，發現台灣的演講費之低讓人詫異不已。

上班族凍薪17年，演講者更可憐…

首先，我是做媒體與行銷出身，辦活動是我的專長之一，在我的那個時代，一場付8千元已經臉紅耳赤，結結巴巴開不了口，一般是要付1萬5至3萬元，大牌明星還給到5萬元，這是媒體折扣價喔，因為來講的名人明星還會賺到我們媒體的大量宣傳。

當然，我不到名人明星或超級講師的等級，但是一個小時給1,600元，你說呢？剛開始我以為只有學校或公家機關是明文規定這個價碼，後來發現大企業也是這樣付費時，我的下巴掉了下來，如果說台灣的薪資倒退17年，已經夠悽慘了，那麼知識型演講者恐怕是更可憐。我的心裡OS是—

「台灣，現在怎麼窮到這個地步，連知識都吝於合理付費？」

你知道付這樣價碼的大企業，是哪些嗎？都是天下雜誌會熱烈報導經營績效頂尖的企業，有的是金融服務業，有的是汽車銷售數一數二的企業基金會…是不是令人費解，他們有這麼付不起合理的講師費嗎？

張忠謀看到金額時，也愣住了…

演講目前不是我在行的，表現有高有低，我原來以為是自己沒有行情，後來有一位邀請我演講的國立大學教授告訴我，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到大學演講也是這種委屈價，我完全沒有受到「安慰」，反而是憤怒，這些邀請單位是沒有「知識有價」或是沒有「機會成本」的概念？教授還具體描述了張忠謀在拿到演講費，簽收據時的臉部表情— 是的，張先生以為金額少了一個零。不過以他的崇高地位，我認為是少了兩個零。

（以上是我親耳聽來的，不是親眼看到）

最近發生了一個擦槍走火的事件，也跟演講費低有關。年初時，我受邀參加一個座談，並錄製成影音產品，對方付我2000元，我開心地接受了，因為這是一個新鮮的初體驗，也還邀請者一個人情。後來朋友問我拿到多少錢，我就說了這個金額，不料他很生氣，認為欺負人，就算我強調原本就知道這個價碼。結果這個不滿傳到邀請者的耳裡，朋友仍然堅持：

「給這樣低的價錢，就是不對。」

音樂家的演講費，一頓飯！

這件事，讓我想起另一名朋友，從小被譽為音樂神童，推薦至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就讀，曾在全世界音樂大賽拿到第二名，熟悉六、七國語言，回到台灣之後，在古典音樂電台擔任主持人，而電台主持人只計時薪。有時候被邀請演講，你猜他拿到多少演講費？

「一頓飯！」

這些企業家或企業家太太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就是跟藝術家談錢不好意思，最好的辦法是請吃飯。朋友說，吃了這一頓，沒了下一頓，這飯好吃嗎？而且看似對方請吃飯，其實朋友也花了兩三小時陪他們吃飯和聊音樂，你說是誰賺了這頓飯？

一樣的，很多人以為我是副總，演講是替公司打廣告，可是我不這麼想，個人演講是我的私事，一定請假，有的演講在中南部，一場兩小時的演講要請一天假，付給我這樣的演講費，讓學生或民眾免費聽講，不是他們在做公益，而是我在做功德。別忘了，到了五月我還要為1,600元 X 2小時 = 3,200元繳稅。

但是有些人會說，演講是打知名度，我還是有賺到啊！兩年經營作家品牌下來，我認為人氣若是無法幫我賺到錢，根本就是空氣，好嗎？

政府鐘點費的「定錨效應」

政府鐘點費的「定錨效應」 也有些人會說，沒有本事就拿不到高價碼，不也有人一場演講10萬元，或是上兩天課，每人收3、5萬元，這我都同意！我認為，專業的價格是沒有上限的，歸於市場機制，可是眼前的最基本鐘點費是定錨效應的結果，由大學或政府的官方定價延伸到民間企業。

還記得金融海嘯時，政府補貼企業雇用大學畢業生，不料從此將新鮮人的起薪定錨在22K，講師的現象也是一樣，被定錨在一小時1.6K，連營運績效良好的大企業都延用。上行下效，風行草偃，難道這就是政府要追求的「知識經濟」嗎？

本文摘自「洪雪珍粉絲專頁」

洪雪珍的最新力作《哪有工作不委屈，沒有工作你會更委屈》

●博客來 https://goo.gl/iBHnHV
●誠品 https://goo.gl/eMDCME
●金石堂 https://goo.gl/QqWDPA
●TAAZE https://goo.gl/BCywDe
●時報悅讀網 https://goo.gl/7miwRC

電子書獨家預購
●樂天KOBO https://goo.gl/GajNts

2016年，華航資方要求空服員簽署勞基法第84條之一責任制條款，並片面將空服員報到地點從松山機場改為桃園機場，面對空服員勞動條件的惡化，當時的華航企業工會卻毫無作為。因此，不滿企業工會的空服員遂組成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進一步發起罷工成功使資方退讓，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罷工結束後，趁著社會輿論及關注退燒，華航資方展開秋後算賬。2017年6月23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台鐵、北捷等運輸業工會齊聚於交通部前，抗議「罷工一年、過勞沒有改變」，而當天擔任主持、演出行動劇的華航工會幹部林馨怡、張書元、朱良駿於活動結束後，遭到華航一連串的打壓——林馨怡、張書元被華航空服處的「客艙組員評議會」建議解雇，朱良駿更被華航總公司的「人評會」決議一大過兩小過。

華航公司打壓工會活動，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情節重大

「不當勞動行為」一用詞來自日本，意思是：資方手握人事懲戒、工作規則制定等生殺大權，這些「勞動行為」可以拿來改善公司運作效率、維持工作場合公平，卻也可以被「不當運用」，成為老闆打壓工會幹部、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因此這種妨礙勞工行使團結權的雇主行為被統稱為「不當勞動行為」。¹

在本案中，華航公司派人至現場監看朱良駿等三人參與的623工會活動，隨後將三人當日發言做成逐字稿，逐字檢視三人發言，只要觀點與公司不同²，便將三人發言貶為不實言論。有趣的是，在623工會活動中，林馨怡擔任主持人帶領群眾高呼「罷工一週年，過勞沒有變」、張書元演出行動劇，穿著空服員制服接受群眾潑灑紅色顏料，象徵運輸業勞工血汗工作，竟也遭華航指責為不法言論，令人滿臉問號。

經勞動部裁決委員會調查，三人於623工會活動及FB上之發言均有依據，是正當的工會活動及言論，而且華航具備澄清與反駁的可能性，即使認為工會言論有誤，仍可以發布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澄清，因此有義務忍受工會的言論。儘管如此，華航卻將三人送交懲戒評議程序，雖然最終懲處建議尚未生效，但此過程令勞工心生恐懼、擔憂工作不保，造成寒蟬效應，使員工不敢參加工會活動。換言之，此舉等同削弱集結勞工之力量，使工會法「監督雇主對勞工之不當對待、維護勞工權益，改善勞工生活」等立法目的無法達成。

故裁決會最後認定，華航公司的作為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情節重大，要求華航公司將裁決主文公布在公司所屬網站，讓所有員工知道公司打壓工會的行為是不對的。

華航敗訴仍續行懲戒程序引發爭議

一、華航堅持己見、不認為打壓幹部，無視裁決會裁決

華航公司對空服員做出大過以上之懲處，程序上要先經過「客艙組員評議會」為懲處建議，再送「總公司人評會」決議，最後交由總經理簽核生效。³

裁決結果出來後，原以為華航公司會適可而止，停止不當之打壓行為。沒想到，華航公司完全不甩勞動部，收到裁決結果後，繼續懲處程序，將張書元、林馨怡案件送「總公司人評會」，並對林馨怡及張書元分別做出解雇及記過調職之決議。意即，現在幹部三人的懲處案，均已完成華航內部程序，總經理隨時依據工作規則簽核懲處令。然而，華航公司面對外界的質疑，卻依舊辯稱懲處尚未生效，故「沒有打壓工會」。

事實上，本來就不需要懲處確定生效，才是打壓工會的不當勞動行為。本次裁決會就認定，工會幹部三人之懲處雖尚未生效，但從評議會詢問時間之長、詢問人之多及詢問之問題之尖銳等過程觀察，即明白顯露華航公司對三人將從重懲戒，造成三人心理極大壓力，讓工會幹部處於將遭解雇或調職的不安情緒中，甚至引發後續寒蟬效應。這不是打壓，什麼才是打壓？

二、資料東拼西湊，華航根本先射箭再畫靶

根據華航公司的評議會會議記錄（裁決時華航自行提出），當初華航懲處三位工會幹部的理由及依據，「完全沒有」提到所謂「紀律問題」，相關懲處建議是基於幹部三人於623工會活動及其FB上之發言，與工會幹部之工作表現、紀律完全無關。

但華航公司敗訴後，自知理虧，後續將張書元及林馨怡送總公司人評會時，才臨時把林馨怡數年前遭客人投訴之記錄加上去，改稱是因為林工作態度有問題因遭懲處。事實上，三位工會幹部值勤記錄數年來一向優良，而空服員每年服務上千名乘客，偶爾遭一兩名客訴在所難免，顯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在此顯現，所謂「紀律問題」根本是先射箭再畫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穿了，這是為了懲處工會幹部而找理由，並藉此模糊焦點。

工會言論為何必須獲得保護？

在「客艙組員評議會」當天，華航公司先要求三人「寫考卷」，就公司認為有疑義之發言逐一說明，其後接受客艙組員評議會之詢問。該會議由華航公司1位協理主持，9位經理列席，會中與會人員就三人之發言詳細提問。最終在歷時8、9個小時後，由評議會並做出數個大過或解僱的懲處建議。

從上述可知，這是一個要對幹部施壓、懲戒的程序，但華航公司否認施壓，在裁決會上竟然主張，客艙組員評議會是空服員與公司交流、溝通的勞資協商平台。把明顯是要懲處、施壓工會幹部的「客艙組員評議會」，硬凹成王大陸口中的「大平台」，華航公司的行為實在令人費解。

「客艙組員評議會」由資方組成，資方手持生殺大權，要手無寸鐵的勞方如何在這種「大平台」上與資方展開協商交流？面對擁有懲戒權這張王牌的資方，勞方實際上不存在與之對等論理的空間。因此，我國法院實務均指出，為了保護這些挺身而出的工會，法律必須給予保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101年度訴字第746號判決中便指出：

勞資和諧是一個願景，但不是最高規範，工會若不能強勢抗議，只被允許歌功頌德或致力維護企業形象，通常沒有辦法達到保護會員勞工權益之目的……企業工會針對雇主所為批評性言論、揭發不法，或因而產生之對抗活動……固可澄清、回應或不予理會，但不能要求禁止該言論、活動，亦不得以人事權對於工會理事長或幹部為不利益之處遇，否則將形成寒蟬效應，使無人願意擔任工會理事長、幹部，等於消滅了集結勞工之力量。

我們不難想像，當工會幹部知道自己在客艙組員評議會說的話，事後都會被公司做成逐字搞來逐一檢討、質疑，未來發言時會承受多大壓力；我們也可以想像，當會員看到工會幹部只是因為發表言論就被嚴重懲處，勢必對未來參與工會活動產生陰影與恐懼，不得不慎。

但，華航公司裁決時竟還主張，工會幹部在過程中並無感受到壓力，主導公司相關約談、懲處的主管，為處理幹部三人的懲處案反倒承受巨大壓力，為此還去看心理醫生，此等無視勞工處境，為自己擦脂抹粉的華航企業，令人無法看見檢討與改正的可能。

資方自律只是童話，幹話才是現實

從華航這一連串荒腔走板的回覆，以及對一連串對工會的打壓動作可知，唯有讓資方不當的打壓行為受到真正「有感」的制裁（現行法只能開罰數萬元），才能約束守法意識薄弱又信口雌黃的公司。同時，也唯有工會活動與言論獲得真正讀保護，才能讓為勞工奔走喉舌的工會幹部免除後顧之憂。

華航公司資深副總上節目說，「公司要有一些基本的紀律，像管小學生某程度的紀律」，我們必須反問的是，身為一間上市櫃公司的華航，是否同樣具備小學生程度的守法意識？更重要的是，歷經華航罷工、砍七天國定假日以及勞基法修法風暴的台灣勞工，是否能從袖手旁觀到加入行動行列？這才是翻轉台灣勞動權益的關鍵所在。

• 「不當勞動行為」主要規定在工會法第35條以及團體協約法第6條，主要分為「給予工會身分給予勞工不利益待遇」、「侵害或妨礙工會團結權」與「違反誠信協商原則」三種類型。
• 例如工會認為紐約航班飛時長達17小時但空服員無法獲得充足休息而有過勞疑慮，公司則認為符合派飛方法而沒有違反民航法規
• 華航公司被認定不當勞動行為，是在幹部三人遭「客艙組員評議會」為懲處建議，朱良駿並由「總公司人評會」做出懲處決議之階段。

• 本文作者為勞動部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106號勞裁字第33號，即林馨怡、張書元、朱良駿遭打壓案代理人。
• 更多：FB｜IG｜Web

▲ 喜歡法律白話文的文章嗎？點圖加入法白募資計畫，你的贊助，讓我們在法律白話文的路上不寂寞！

民進黨剛完成《促轉條例》，正在大手筆清算兩蔣年代的白色恐怖和「不正義」，蔡政府這場新黨青年軍逮捕行動，恰恰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民進黨「新威權」的面目。在野的時候，深知權力濫用之可怕；一旦執政，卻充分享受濫權的美味，這正是民進黨的權力觀。但是，人民並不健忘，也未失智；白色恐怖就算漆成綠色，人們仍然認得它的模樣。

根據新黨出示的文件，這四名青年軍成員分別收到了調查局發出的「證人通知書」，及台北地檢署發出的「證人傳票」，報到時間都在十九日上午八點半。然而，兩張文書卻指定這些新黨成員必須前往兩個不同單位的據點報到，一在台北市博愛路，一在新北市新店。兩個文件明顯存在矛盾，一個人要如何分赴兩地報到？可見，地檢署與調查局不是分工協調欠佳，就是在爭權比賽抓人。

更嚴重的是，在指定的報到時間之前，調查局就會同警分局強行登門，展開五路搜捕，連王炳忠之父都被抓走。如果這些人是以「證人」身分遭到傳喚，為何檢調對待他們如同「犯人」？這是不是未審先判？其間，因為王炳忠開啟了臉書直播，才讓警調圍捕行動的醜態暴露在公眾面前，包括請鎖匠強開民宅大門，卻又把當事人的律師關在門外，種種蠻悍的舉措，正好為沒見識過「白色恐怖」的新世代示範了另一版本的「綠色恐怖」。

周泓旭案自三月被捕迄今已九個月，他一審遭判一年兩個月，現正上訴中。這個外界皆認為是無足輕重的小共諜案，由於我方的突兀出手，引發李明哲在對岸遭到報復性逮捕。如今李明哲案已審理完畢，而我方卻遲遲不肯審結周泓旭案，檢調又突然此際將新黨青年軍扯入此案，真的是因為發現什麼重大的新事證嗎？我們對此存疑。

這次粗暴的搜索行動，檢調不遵守法治國家應有的執法規範，將證人當成嫌犯，大陣仗搜捕，不僅留給國人惡劣的印象，國際媒體也批評蔡政府是在壓制不同主張的政黨。新黨的「促統」論調，民進黨或許無法苟同，但如果主張「台獨」是言論自由，難道主張「統一」的人就該被當成叛國賊，而任意侵犯其公民權利？

我們並不認為，這次對新黨的搜捕行動是出自政府高層授意。但是，若非蔡政府一年多來的立法和作為都在打壓異己，並倡導擴大運用搜查權以進行保安防治，這些檢調人員豈敢如此違法濫權？不可諱言，兩岸近期氣氛欠佳，政治僵局未解，加以共機加大繞台飛行的頻率，都讓兩岸關係愈發敏感且緊繃。也因此，有人認為，此刻加強「保密防諜」案件的偵辦，確有其必要。問題是，此刻的兩岸關係，比起一甲子前的冷戰對峙，已是天壤之別。當年台灣度過的是多麼風雨飄搖的年代，兩蔣使用「動員戡亂」時期的法令來懲治「匪諜」以維護國家安定，如今則被視為「不正義」；那麼，一甲子後，民進黨在民主化的台灣卻用同等規模的手法來抓反對黨青年，又算什麼正義？

一個政府及代表執法的官員，如果單單根據政治光譜的顏色，就能對國民的言行是非採取不同的判別，那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民進黨正在走民主的回頭路，這次的新黨青年軍逮捕事件，更暴露其濫權本質。而若以為辦個共諜案就能拉抬選情，那就太天真了！

國民黨跟北京同一個鼻孔出氣小心，「被台灣出賣的台灣」。習近平（左上）、安峰山（左下）、王炳忠（中）、吳敦義（右上）及馬英九（右下）（報社合成照）

王炳忠們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檢調以證人身分搜索住處、帶回約談，而後移送北檢複訊後請回。此一中生共諜案的後續，檢調自應毋枉毋縱，以杜悠悠之口。但中國國台辦急著表態對新黨「高度讚賞」，同時譴責「台灣當局」對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壓和迫害，令人不無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對統派小政黨急於迴護，北京儼然想要直接扮演台灣泛統派的總司令了。與此同時，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戰機日前第十度繞台擾台，成本最低的武嚇聲音響遍台灣、日本、南韓上空。

上述約談事件，案情都還尚未明朗，藍營上上下下，便高調抨擊綠色恐怖，比白色恐怖嚴重一百倍，連王炳忠們也揚言「感謝蔡總統給我當政治犯機會」，「打倒美日漢奸政權」。事實上，他們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請回，藍營附和北京的速度之快也創了紀錄。反觀李明哲事件，被失蹤十天後，中國國台辦才姍姍證實，李明哲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已接受有關部門調查。李明哲被失蹤、被認罪、被判刑，藍營幾乎鴉雀無聲，從未像聲援王炳忠們那樣傾巢而出，甚至當時倒果為因將小英政府當作箭靶。老老少少在為誰而戰？耐人尋味。

王炳忠們被檢調約談，「路透」通訊社的報導指出：一個目前在國會沒有任何席次的親中小政黨，讓中國對台灣表達嚴重抗議關切，可說是兩岸最新的衝突事件。有趣的是，國民黨從現任主席吳敦義到前任主席馬英九、洪秀柱也都一一跳出來，他們為什麼要對一個國會沒有任何席次的小政黨，以及郁慕明口中的小朋友們那麼在乎？答案恐怕是，連國台辦都出面對新黨「高度讚賞」了，國民黨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在台灣面臨轉型正義、追討黨產，表現得也讓北京「高度讚賞」，似乎成了國民黨的海中浮木。

然而，國民黨跟北京同一個鼻孔出氣，在台灣將淪為越來越像非鳥非獸的蝙蝠。李明哲，因關心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受害，國民黨對北京呼籲的聲量如蚊子，對中國毫無司法人權集體封口。王炳忠們，不再反共要促統，而且追求的是專制統一，國民黨人卻對民主台灣的司法程序與民選政府大加撻伐，符合比例原則嗎？遑論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乃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試金石，卻遭北京監禁至死、骨灰不存，遺孀劉霞至今未獲自由。而國民黨宛如沉默艦隊，這樣的政黨到底核心價值是甚麼？台灣的統派，所謂的統一，絕非民主統一，僅剩專制統一了。

王炳忠們，被約談，被請回，又是綠色恐怖，又是宣布參選。老實說，極統勢力的聲勢上揚，明年地方選舉首當其衝的，正是國民黨。國民黨目前氣勢低迷，新的方向路線撲朔迷離，黨主席下令立院黨團夜宿議場，力擋農田水利會改制官派案，結果黨團幹部看新聞報導才知道。在這樣的內憂之下，還盲從北京力挺王炳忠們，不啻是為明年製造心腹之患。吳敦義並非根正苗紅，沒有藍裡透紅，北京刻意扶植新黨、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以及一代一線培植經濟統派；「毀黨造黨」，會不會成為北京的新攻略，國民黨要小心為上。

民主自由人權，對一黨專政是不存在之物，在國內絕不容中國人民爭取，當權者的政治對手也不配享有。更諷刺的是，一如共諜犯周泓旭竟稱：台灣司法改革刻不容緩，因為不敢公開審判我的案件（實因事涉國安機密）；北京總是以民主國家之矛攻民主國家之盾，而將自己踐踏民主自由人權，美其名為中國特殊國情。軍機軍艦威脅台灣安全，「高度讚賞」在台灣促統的小政黨，凡此，和統、武統之間的經濟統戰為何？二千三百萬人可要警惕。以前，有所謂「被出賣的台灣」，形容台灣人民無法自主命運的悲哀。如今，台灣好不容易成為民主國家，切勿讓兩岸的統派打著民主反民主，否則哪天出現「被台灣出賣的台灣」，那就是比「被出賣的台灣」更沒有救贖機會的悲劇了。

台中人口要持續成長，需靠產業升級創造就業機會、拉高薪資水準，而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可提供產業升級所需的尖端技術。國際排名最前的幾所公立研究型大學以位置分布而言獨缺中部，若將台科大從台北遷到台中，不但能使頂尖大學分布較為均勻，更可支撐台中的未來發展。

高雄已經悄悄讓出了僅次於台北都會區的「台灣第二大城」頭銜，2017年7月底，台中的人口達277萬8182人，首度超越高雄的277萬7873人。

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在2010年底同時合併升格，但此後台中直轄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卻一直快於高雄直轄市。內政部戶政司研判，會有這個現象，是因為台中比高雄具有更佳的社會福利與更多的就業機會。

比起社會福利，就業機會恐怕才是城市吸引移住人口的真正關鍵。眾所皆知，台中有精密機械、光電面板、航太科技等產業聚落，是台灣的製造業重鎮。現任總統蔡英文於2015年競選時提出的「五大創新研發計畫」構想，其中「智慧機械」也指定要在台中發展，可看作對此一事實的肯定。

誰能提供讓台中產業升級的尖端技術？

台中人口若要持續穩定成長，則需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與更高的薪資水準，也就是說需要產業升級。而智慧機械等尖端技術領域，正可以回應此一需求。但，尖端技術的供給，將從哪裡來？

台中繼新竹、台南之後，在2003年迎來了台灣第三座科學工業園區，但從產值來看，目前中科僅有竹科的一半不到、南科的大約六成。再從土地開發率來看，竹科（1979年設立）與南科（1997年設立）的土地均已大致開發完成，而中科的土地開發率則僅約六成。由此可見，中科的產值必定還有成長空間。

新竹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及台南的成功大學，分別以強大的研發能力提供尖端技術，作為竹科與南科的發展後盾。台中也需要有這樣的一所大學，來支撐中科的未來發展。

一所具有足夠強大研發能力的大學，除了能為城市提升產業結構、創造就業機會、拉高薪資水準，在城市治理方面也能產生知識與技術的外溢，扮演地方政府的「城市智庫」，對市政做出貢獻。

中部缺一所研發力強的公立研究型大學

台灣最具研發能力的大學有哪些？2011年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五年五百億）補助的大學共計有12所，可說是台灣自己認定的頂尖研究型大學，其中只有一所位於台中，即中興大學。

而從國際上最常被引用的大學評比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與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來看，台灣的一流強校，除傳統上的四大名校（台清交成），亦包含技職體系的台灣科技大學（台科大）。

國際認定的台灣五大強校皆為公立研究型大學，從位置分布來看，四間在北部，一間在南部，中部則無，這樣的資源配置，顯然有進行再調整的必要。

該如何再調整？台大無法與作為政經中心的台北分離；清大、交大與成大則又如前所述，已是竹科與南科維持競爭力的後盾。因此，把台科大從台北遷到台中，應該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將台科大從台北遷至台中

將台科大從台北遷到台中，不但能使台灣頂尖公立研究型大學的位置分布較為均勻，對於校地狹小的台科大而言，更是一個大舉擴張的難得機會。

台科大創校時，是使用台灣大學的一部分校地，也就是現在位於公館的校本部，面積僅9公頃，比起台大（校總區113公頃）、清大（校本部95公頃）、交大（校總區65公頃）與成大（校本部72公頃）而言都顯得太過狹小。雖然台科大歷年來不斷四處購置新校地，但都太過分散（土城、基隆、竹北），至於其校本部周遭，則因皆屬已開發區，故無擴張可能。

校本部遷往台中，對台科大來說，或許才是一勞永逸的發展策略；至於台科大現在的校本部，由於原本即是台大校地，不如乾脆歸還台大，台大此刻面臨學生宿舍不足的問題，正需要這塊地。

台科大遷走後的台北，仍有歷史較悠久、學生也較多的台北科技大學（北科大）提供產業人才。台北同時擁有兩所卓越的工業技職大學，即台科大與北科大。台科大於1974年創校，原名「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目前學生人數約10,500人。

目前學生人數約12,500人的北科大，則早在1912年即創校，是台灣工業教育的開端，原名「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後改名為「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戰後再經改名而成為「台灣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也就是「台北工專」，與高雄工專（即今天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雲林工專（即今天的虎尾科技大學）合稱「三大工專」，曾在技職教育界具有光輝地位，後來才被新設的三大技術學院（即今天的台科大、雲林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趕過。

對於台科大遷至台中的構想，或許會有反對者聲稱，台科大若遷離台北將失去原有的競爭力，但這其實是無謂的擔憂。韓國科學技術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KAIST）1971年創校於首爾，1989年合併位於大田（Daejeon）的韓國科學技術大學後，將主校區從首爾遷到了大田，競爭力並未下降，如今該校在QS及THE的排名皆僅次於首爾國立大學，位居韓國第二。

台灣公立頂尖大學的新分佈版圖

兼具頂尖研究型大學與工業技職大學兩種特質的台科大，若能從台北遷到台中，台灣公立大學的版圖將呈現更加均衡的新格局：

1. 政經中心與北中南三大科學園區的發展，皆有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支撐。
2. 最卓越的工業技職大學，在南北兩大都市各有一所（北科大，以及2018年2月將由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所合併成立的高雄科技大學）、在製造業發達的中部則有三所（台科大、虎尾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

台中是台灣的製造業重鎮，產業升級可創造就業機會與拉高薪資水準，使人口持續成長，而產業的升級有賴於尖端技術的供給。尖端技術需來自具有足夠強大研發能力的頂尖研究型大學，而頂尖研究型大學也可擔當城市智庫的角色。台灣在國際上排名最前的幾間公立研究型大學，以位置分布而言獨缺中部，把台科大從台北遷到台中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作為一個躍升中的城市，台中應從台灣頂尖研究型大學的空間分布不均看出自身的機會，從而祭出各種優惠條件，全力爭取台科大從台北遷到台中，為城市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強大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