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通正在進行世代交替！這是12月9日晚上於台灣智庫一場有關美國期中選舉後對其亞洲政策影響的討論會中，一個被美方與會者提出的觀察點。當然中國政策通不可能長生不死，所以世代交替一定會出現，但關鍵是隨著中國通的世代交替，是否也會跟著出現分析視角與典範的轉移，如果這是事實，其美國的對中政策與對台政策的可能影響為何？
在美中建交前的中國通，除了二戰前主要是透過傳教士群體帶出的語言專才外，戰後在美國中國通的語言訓練，不少是到中華民國政府的語訓中心學習中文。更由於中國十分封閉，因此美國往往是透過香港、台灣、日本，甚至蘇聯等地收集中國的相關資訊，沒有直接從中國內部取得第一手資料。這種類似以管窺天(tea leaves reading)所取得的資訊往往具有很高的誤差。美國對中國的情報判讀因此也非常仰賴與台灣情報單位的合作，加上之前的語訓關係，這段期間的美國中國通基本上是透過台灣了解中國。而這個知識傾向也往往使其將台灣視為「另一個中國」，把台灣單獨處理的問題意識並不清晰。
之後隨著美國逐漸打開與中國的接觸，在80年代左右出現第一批到中國實地生活的美國學者與學生。當時中國正處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浪頭，這批美國學者多認為中國雖然進步緩慢，但處在基本正確的道路上，只要給了一定時間，進一步的發展就可以解決許多問題。這也是美中關係的黃金期，雙方因反蘇而合作，在戰略層次上有相當緊密的互動。這個時期成長的美國學者在90年代後構成美國對中政策社群的基幹，特別是美國戰略社群熟識中文的人口還相當稀少，對中政策自然被這些人所壟斷。
在美中合作黃金期所成長的中國通，在政策上多傾向於避免採取任何可能讓中國不快與丟面子的作為，因為他們認為這只會讓中國更抗拒改革，使原先具有的正面能量都可能會散失掉，更會惡化原先的合作關係。這些人在現在的中國通政策界已是處於祖師爺或退休的年紀。但卻也是台、港、中媒體最喜歡採訪的對象，也因此佔了不成比例的發言空間。
天安門事件讓這些80年代成長的中國通驚訝異常，發現中國不像他們的期待。而進入90年代後，因為江澤民迫切希望讓美方在天安門事件後會懷疑中國的經改方向，因此讓大量美國學生到中國研究甚至念書。而一批美國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也在此時出現。
這批「中華人民共和國通」，見證了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目睹了中國崛起的政治與社會過程，但也看到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克思主義改向民族主義的轉型。同時中國在80年代改革開放後曾對民主有的正面主張，也被之後中國崛起所產生的民族自信，及其對美國單極獨霸的不滿情緒所取代，因此這些人沒有其80年代的師父們的中美友誼親身體驗，反而更多感受到北京日益對美國的敵意。
這批「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們」與其80年代的「中國通」前輩們在學習成長過程還有另一不同點。這批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特別是在政府內工作者，往往具有很少，甚至是沒有台灣經驗。80年代中國通們，特別是政府的涉外事務工作者，多會因語訓關係來台灣學習中文，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台灣經驗，也與台灣部份涉外官員會有些許交情。這是為何將80年代稱為「中國通」，而會稱90年代中後期的學習成長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的主要理由。因為前者的經驗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還包括一定程度的中華民國經驗，而後者的經驗則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這樣，那台灣不就必然帶衰嗎？因為趨勢必定是有更多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在美國政策界，導致更少人有台灣經驗。當這些人對台灣的理解只接收到北京觀點時，不是很危險嗎？
有趣的是，台灣民主化對於美國的對中與對台政策界提供了不同的典範形塑力。80年帶來到台灣者，那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期間，他們看到的是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命案等。台灣反對運動還在要破不破的衝決網羅階段。民主化曙光未現，總統直選更是無法想像，統獨認同論爭被戒嚴體系嚴重壓制。但90年代的系列發展，台灣成為民主國家，台灣認同隨著選舉的成熟，也開始進入政治場域發生影響力。90年代中後期成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們，對台灣缺乏實地認識，因此無法理解民主化的歷史過程，然而對他們而言，台灣也是個不證自明的民主社會。
80年代中國通所經驗到的台灣是這是被保守反動的體制所支配的政體，但中國卻是在改革開放的樂觀氣氛中大步向前。90年代中後期成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看到中國在天安門事件後確立了政左經右路線，在80年代還存在對政改的樂觀期待已不存在。這些人雖然沒有或少有台灣經驗，可是基本上將台灣放在民主國家陣營中，共享共同的政治價值。這個經驗對美國對台政策與對中政策的影響如何，大概在過兩三年，等「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在對中政策社群的世代交替完成後，就可以發現了。
另一個有趣的發展，是90年代也是台灣研究與中國研究在學術分野上首度出現區隔的時期。台灣不再被當成是為了解中國是什麼的「另一個中國」，但也強化台灣通與中國通的人員分流。但這個學術上存在的台灣-中國分立，並沒有反應到政府處理對外關係的體制中。其結果不僅使得其對台政策(中國通主導)無法運用實地的知識架構(台灣研究)，更讓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被內化於政府體系中。
舉例來說，國務院將中國、蒙古、台灣放在同一科，由同一個主管處理。既然職業外交官是以如何做好美國與其負責區域內國家的關係來評價其表現。當彼此對立的中國與台灣都交給同一人處理時，請問這個人的理性選擇會是偏重中國還是安撫台灣？這個制度對美台關係的限制感覺很明顯，不論是從知識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皆然，但卻很少被研究。
到了二十一世紀，不管是中國利用對學術研究途徑的管制(不讓批評中國的中國通們入境，也不讓其可以接觸相關資料)，以及之後包括從孔子學院及其他途徑的經費挹注，都對美國的中國通們造成巨大寒蟬效應。現在美國年輕的研究者開始發現，研究台灣語言就不再只是研究領域的差別，而可能會影響自己日後的生涯規劃。在中國研究是顯學，支配了各種基金會的資源分配後，研究台灣者可能要面對經費無著，還可能會被北京拒絕在中國的大門外等風險。這種種更加強化台灣研究者面臨的困難處境。
過去分析美國對台政策有幾個類似聖經金句，需要反覆背誦的東西：三報一法、六大保證、三不宣誓、維持現狀等。這些最早可以回溯到42年前，晚一點的其存在時間也有2-30年。當美國的中國通政策社群正在大量出現世代交替時，這些80年代中國通奉為聖經的東西，可能對90年代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就不是這麼必要。但另一方面，台灣民主化也同樣不存在於既有的中國政策中，因為這個政策的主要框架在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就完成了，因此這個政策框架所結構的現狀，有著與台灣民主的內建緊張關係。對於習慣被7-80年代中國通們說教的台灣人民與媒體，可能更須要關注世代交替現象可能帶來的政策典範轉移，以及其對美台關係的挑戰與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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