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hita Gajanan
譯：Angela Tsang
當唐．里德（Don Read）在養殖漁場餵食鮭魚時，他會在飼料中投入能讓鮭魚體色變成粉紅色的化學色素。
如果沒有餵食鮭魚這些化學色素，這些漁場養殖的鮭魚原本應該是白色的。但這樣一來，就無法吸引消費者購買；因為全美第二受歡迎的海鮮，應該是大眾普遍熟知的粉色鮭魚，而非白色鮭魚。
里德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許多養殖業者都在鮭魚飼料中加入混合色素，才能讓他們養殖的鮭魚呈現出如野外鮭魚一般的深粉色。而野生鮭魚通常是經由食用甲殼類動物及其他生存環境中的食物，才擁有深粉色的體色。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客人就不會買」，里德這麼說，他是西溪水產養殖場的負責人，這家養殖場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客戶喜歡購買他們熟悉且常見的產品，所以他們不會買下白色鮭魚。」
里德說得沒錯，根據DSM（一家提供混合色素給養殖鮭魚業者的公司）的調查，比起顏色較淺的鮭魚，消費者更願意付出一磅一美金的價格買下粉色鮭魚。比養殖鮭魚顏色更深的野生鮭魚，價格大概比養殖鮭魚貴三倍，也更難捕獲。
鮭魚在美國非常受歡迎，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的資訊，在2015年，全美鮭魚總銷售重量將近18億磅，其中卻有70％是由養殖漁場出產。
作家保羅．格林伯格（Paul Greenberg），著有《Four Fish》及《American Catch》等多本關於當地海鮮及野生海鮮的書籍。他說深色鮭魚在市場上價格較高，是因為深紅色承載了文化意涵，讓人想起大型養殖魚場興起前，鮭魚代表著「財富之魚」的那個年代：「鮭魚是美國最受歡迎的魚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牠的顏色，」格林伯格說，「看起來十分特別、很不一樣。想想看，大部分在市場上看到的魚都是白色、灰色或棕色；只有鮭魚的紅色外表特別引人注目。」
在野生及飼養的鮭魚身上，紅色體色來自於混合色素。而這種混合色素被稱為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s），可以在甲殼類、藻類及其他天然來源中發現。野生鮭魚的紅色體色通常經由捕食的蝦類及磷蝦獲得；養殖鮭魚則是由飼料中添加的類胡蘿蔔素中獲取顏色。飼料中的類胡蘿蔔素通常來自於像磨碎的甲殼類這樣的自然食材，或是在實驗室裡製成的人工合成物。西溪養殖場的的鮭魚飼料，則是使用由天然藻類製成的類胡蘿蔔素。要是飼料裡沒有這些混合色素，養殖鮭魚看起來將會和消費者期望的樣子十分不一樣。
在類胡蘿蔔素中，讓鮭魚體色呈現紅色的化學物質叫做蝦紅素（astaxanthin），消費者可以安全食用這種物質。根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其中一項規定，當蝦紅素使用於鮭魚飼料時，每一公斤的飼料中，不能含有超過80毫克蝦紅素，且只能用於改進鮭魚體色，使其呈現粉色、紅色或橘色。在健康食品商店中，蝦紅素甚至被製成藥丸，當作人類可食用的抗氧化劑販賣。
混合色素的價格並不便宜，是鮭魚飼料中最為昂貴的成分。根據一項2011年的研究指出，購買混合色素的金額，就佔了魚飼料的成本將近兩成。研究的作者也發現，控制用量並使蝦紅素發揮最佳效用很困難，十分耗時耗力。
有些養殖業者說，他們之所以在鮭魚飼料中添加類胡蘿蔔素，是因為它提供了鮭魚正常成長所需養分，並非為了改變顏色。代表緬因州養殖漁業的緬因州水產養殖協會（Maine Aquaculture Association）執行董事賽巴斯丁．貝爾（Sebastian Belle）說，養殖業者因為混合色素價格昂貴，在添加時也都會再三斟酌。
「混合色素價錢極高，這點讓養殖業者能理智且謹慎判斷應該要使用多少色素；使用程度大致也都符合動物營養需求範圍」，他説，「他們不會毫無限制地添加色素。」
里德說，如果消費者願意購買白色鮭魚，他也很樂意「大幅減少」混合色素在鮭魚飼料裡的用量。
「如果不需要使用色素的話，我們會非常高興」，他説，「但現況並不允許我們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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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文：Daniel McGinn
翻譯：Wendy Chang
Daniel McGinn是《哈佛商業評論》的資深編輯，著有《Psyched Up: How the Science of Mental Preparation Can Help You Succeed》。
當貝爾法斯特（Belfast）出生的女演員勞拉・唐納利（Laura Donnelly）在百老匯工作時，她喜歡在開演前幾個小時到達劇院，吃一頓輕鬆的外帶晚餐、做點瑜伽，然後上台表演。唐納利說：「我在任何演出之前都以同樣的方式暖身，我有自己的一套儀式。」她以電視連續劇《Outlander》而聞名。
但是在2014年秋天，當唐納利在百老匯和休・傑克曼（Hugh Jackman）一起主演《The River》時，她捨棄了表演前的例行公事，選擇做其他的事。
在每場節目之前，劇中三名演員和一些後台人員將在劇院的大廳中圍成一個圓圈。每個晚上，這個小組都會決定一個分類，例如一種樹或性姿勢，或一個藍色的卡通人物。然後其中一個演員會拿一顆足球，喊出一個符合這個分類的例子（比如：精靈老爹！），並將足球扔給圈圈內對面的那個人，然後下一個也要喊出一個例子（比如：超人！），然後繼續傳球。
整個團體接球、傳球幾次後，他們會再選出第二個類別，而且隨著足球繼續傳下去，他們開始大聲喊出第二組詞語，但同時又將一個網球扔給對方。唐納利說：「遊戲會變得愈來愈激烈。正是其魅力所在。我們通常會倒在地上，然後大笑。」
當導演伊恩・里克森（Ian Rickson）首先讓唐納利把這個傳球遊戲融入她自己的儀式中，取代了她原本的獨特習慣，她輕輕地笑說：「我覺得我有點被奪走控制自己暖身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意識到，這比我個人的熱身好得多」她繼續說，「（集體儀式）是一種重新與人連接很棒的方式。它給了我們一個團體的感覺，一個真正的友情，而且真的很有用。這是我將來非常希望與任何團體合作的事情。」
團體許多工作場所都有自己的儀式。沃爾瑪商店裡，員工們會從晨呼開始新的一天。在Yelp，業務會在拿到一筆訂單時敲鐘。研究顯示，這些團體儀式可以幫助增加團隊的連結並提高績效。
幾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克・諾頓（Michael Norton）主導了一項研究，221人分成小組，他們要繞著校園跑並且在途中特定的地點進行團體自拍，整個活動在45分鐘內完成，最後依據照片的多寡來決定得幾分。然而在開始之前，有一組被指示要圍成一個圈圈，接著有節奏地拍手和踏腳，最後再呼喊「我們走！」這個儀式重複了三次。其他的小組在這段時間則是安靜地讀了一篇文章。
當尋寶遊戲（scavenger hunt）結束後，有進行團體儀式的小組比沒有進行儀式的小組還要高分，研究也顯示他們更喜歡自己的組員。
在其他實驗中，諾頓和他的同事讓數百人進行創意挑戰，例如集思廣益看可以讓一個物品有多少用途。在這些測試中，每個人都必須做一個奇怪的儀式，像是擲骰子加上揮手，但有些人是單獨在小房間裡做這個儀式，而其他人則是以小組為單位一起。結果表明，小組一起做這個「擲骰子後再揮手」的儀式，有助於提高組員的創造力，並使他們更加喜歡彼此。
諾頓無法解釋為什麼團體儀式似乎能夠幫助團隊表現更好，但他懷疑這和團員能夠分散我們其他情緒的能力有關。諾頓說：「也許儀式能有效並非因為它們很神奇，而是他們能讓我們比一般時候的表現好。」特別是若我們通常在比賽或演出之前會緊張的時候。
百老匯導演里克森從來沒有聽說過諾頓或他的哈佛研究，但根據二十多年的劇場經驗，他堅信集體儀式能夠帶來巨大的不同。
他表示：「演員就像運動員一樣，他們也像尤塞恩・波特（Usain Bolt）在跑百米前一樣，需要嚴格的對待和關心。」他繼續說：「根據我的經驗，真正全心投入和有趣的演員在表演之前對他們的熱身真的做得非常徹底。」雖然演員可能更喜歡在演出前獨自進行熱身，但里克森經常鼓勵他們創造可以小組一起做的儀式。
回顧他為《The River》創造演出前的暖身儀式，里克森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這些事情會改變什麼嗎？」他回答說：「從導演的角度來看，的確有些事不同了。當你讓足球員、詩人或音樂家（或在這種例子中的演員）以一種動態的方式，完全沉浸在當下，和他的同伴連結起來，真正特別的事情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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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
文：Michael Sweeney
翻譯：黃獻寬
來聊聊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最新的口號吧，「匹茲堡不是巴黎（Pittsburgh not Paris）」對製造業來說，這言論聽起來或許有點不恰當。但不恰當的可不只有這個，這同樣牽扯到了性別議題，且聽我向各位解釋解釋。
當大家聽到「匹茲堡」的時候，腦中第一時間浮現的是哪個人？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想到的通常不是醫生或科學家，而是頭戴工程安全帽的鋼鐵工人，他們在工廠工作，皮膚沾滿煤灰沙塵。
現在，說到「巴黎」的時候，大家的腦海想到的是甚麼人？大概會是個唇上有著整齊鬍鬚的法國侍者，或是默劇演員。
這都是刻板印象，而且這兩個舉例都不太精準。但是川普卻利用了自己的無知，他明白刻板印象在政治口號上「很好用」：選民通常能很快又毫不費力地搞懂他的口號。當川普說出「匹茲堡」和「巴黎」這兩個比喻，他的聽眾幾乎是自動且無意識地在腦中做出上述的連結。
川普知道，選民通常不會為了個人利益投票，他們投票的動機是來自其身份及個人價值觀。認知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數十年來都告訴民主黨的政治人物，如何「正確地」給予政治訊息（但顯然效果不彰）。萊考夫試著督促進步主義者 [1]，應要發表能代表他們價值觀念的政治訊息，而非只是說明他們政策的細節。選民通常會發現，政策的細節總是隱晦難明，但是他們可以信任與他們有著相同價值觀的政治人物。許多美國人投給川普，部分原因就是來自他們的身份與價值觀，讓他們選擇有傳統男性氣質的候選人。
這種觀念不只存在於男性之間，許多女性也對男人的行為舉止懷有這種刻板印象。進步主義者該對抗這種作法，而非同樣開始提名「有男子氣概的候選人」（民主黨最不需要的就是用約翰・凱瑞（John Kerry）騎摩托車悠遊的畫面來宣傳）。
縱使川普曾經規避兵役責任，他仍不斷宣稱自己能代表傳統的男性價值。2016年的總統大選，他利用保守男性價值觀重新定義了許多社會議題。當共和黨的對手指責他有「紐約價值觀」[2]，川普立刻重提911事件中的警察與消防員來替自己解套。在他被捲入性侵影帶的風波時，他則利用「我是個男人」這種言論來做為擋箭牌。
但是「匹茲堡」言論所引發的男性價值，對選民來說，這種言論會在他們生活中被放大並利用，其影響遠遠超過政治人物本身。以廣告商為例，企業總是以男性氣質去攻擊「沒有男人味」的商品，如香皂、健怡汽水、淡啤酒。這是一種男性消費者想要購買那些產品時會遇到的障礙。
最能與男性引發聯想的商品應該是貨卡車，由於其實用性，貨卡車在農業與建築業很受歡迎，而這兩種職業也通常會與男子氣概的刻板印象作連結，企業利用這種連結來賣貨卡車給美國男性消費者，即使在生活上，這些男性消費者對貨卡車沒有立即需求。「建立福特般的硬派」、「頑強如石」，這些工業企業的標語力求與強韌、獨立、認真工作相連結。他們所定義的男性價值，遠遠超出一些煤礦工人所能做到的。
那麼什麼東西是沒有男子氣概的？如果把這些廣告的邏輯延伸，小車子，尤其是Toyota的Prius跟其他環保車款。假如你開的就是這類型的車子，那很抱歉，你不是個「真男人」。事實上，如果你仍然選擇Prius，這代表你不是這個夕陽產業中的一環，也代表你與卡車公司老闆在價值觀層次站在了對立面。2016年，福特的F系列車款依舊是全美最銷售的汽車之一。
這種狀況實在不意外，接著，保守主義者就會開始傳遞一些口號，像是「確保燃油里程數，確保你的男性雄風」（You keep your gas mileage, we’ll keep our manhood.）。或者是某些保守主義者會推行一些「明顯不利於生態」的活動，如「滾動之煤」（rolling coal），這活動號召卡車駕駛把他們的排氣管改裝成排放黑煙，把環保車與Prius的駕駛驅離馬路。這可不是可以一筆帶過的行徑，這明確顯示了他們同樣鄙視「環境議題」與「沒有男子氣概」。
引發男性價值危機以吸引目光是川普慣用的伎倆。不只如此，總統先生他還擅長推行一些利於富裕金融家的政策（像是「基礎建設計畫」，實際上這不是建設計畫，而是替富人及企業節稅的手段），卻以一些傳統男性特質去包裝它們，讓這些政策看起來似乎能代表男性價值，藉此吸引工人階級支持。在民主黨宣布，曾是公會成員的工人可以重新受訓，並在「新經濟體系」中擔任家庭照護和Uber司機的工作時，它們就不自覺地落入共和黨設下的政策框架了。
民主黨高層似乎對這種訊息傳遞策略一無所知，甚至讓這種狀況在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選戰中不斷上演。他們試圖一口氣增加企業中的女性主義的吸引力，而非勾勒出一個漸進式，且具有競爭力的藍圖。這個政見把美國的高級主管推向川普陣營，即使他是如此明顯地不適任。
工會領袖明白這些口號有多失敗。美國鋼鐵工人協會（USW）曾推出了一個很棒的政治廣告，只可惜曝光度不佳。廣告中，USW的工人傑克・提普（Jack Tipple）拒絕接受川普對男性傳統價值的吹捧，並怒吼川普是個「手掌嬌嫩的大老闆」，還是USW工人伙伴的敵人。
「匹茲堡」與「鋼鐵工人」言論，其實會給人相似的感覺，許多人們所追求的特質，常與傳統男性特質相近。榮譽感、父兄威嚴、領導力、兄弟情誼，這些都是傳統男性被期許擁有的人格特質，本身並不會具有侵略性或帶來仇恨，卻被川普用來吸引選民。用一些正面的男性價值去包裝環保議題，或許能吸引一群新的選民支持民主黨，但那是因為個人理念相近，而非當前的環保主義言論能真正代表他們心中的想法。
進步主義者如今有一個大好良機，能向那群放棄川普所作所為的選民，有效展示自己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這也代表了他們必須放任數百萬美國人民的內心，繼續受川普那套「大男人主義」荼毒。
註解
[1] 進步主義是一種在19世紀末至今從北美開始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進步主義者們支持勞動人權和社會正義的持續進步，他們也是福利國家和反托拉斯法最早的擁護者之一。
[2] 形容反自由主義的保守價值觀，是另外一個概括城市的刻板印象。
© 2017 Time Inc.版權所有。經Time Inc.授權翻譯並出版，嚴禁未經書面授權的任何形式與語言版本轉載。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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