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19日李明哲「被失蹤」，到開始有媒體曝光後，「李凈瑜」成了常在媒體上看到的名字。
跟過往不同的是，「李凈瑜」這個名字似乎很難讓人跟「受害者家屬」畫上等號。更多時候，她代表了「高調」、「強勢」、「特立獨行」或是「非典型」。
她多次公開表示，「我必須在媒體面前保持冷靜的狀態，才能讓你們看到我先生（李明哲）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而不是只看到一個家屬的悲戚......」，但如此一來，也讓人更好奇，除了李明哲，「李凈瑜」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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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一個風雨欲來、悶熱，空氣中似乎充滿著不安的午後，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的辦公室，帶著關心和疑惑，我們遇上了李凈瑜。
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白色襯衫，穿在李凈瑜身上，卻給人一種特別顯眼的感覺，從一進門到坐下，似乎總有一個「氣場」保護著她，讓李凈瑜可以更容易的保持在自己設定好的狀態。
她說，穿白色襯衫只是她自己個人的習慣。不過要去北京時，NGO朋友的確也幫她準備了一件白襯衫帶去給李明哲，「期待李明哲清清白白（乾乾凈凈）的回來，因為李明哲並沒有做任何不公不義的事情，他做的事，都是在台灣社會上我們認為該做、也能做的事。」
有意思的是，採訪都還沒開始，李凈瑜就先讓我們知道，她一開始不打算以訪綱為主，她想要先陳述一下自己最近的感受。
因為現場同時有國際版（英文）的採訪，所以一開始李凈瑜的陳述，是中文並且還有同步翻譯的（負責口譯的是施明德先生的女兒施笳）。
在這個事件當中，很多人會責難我太高調，雖然有時候會感到難過，但是我並不在意。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搞清楚，生命的意義不在於生存，而是在於人的行為和言詞所彰顯出來的價值。
而這種狀況，往往都是發生在人命關天的關鍵時刻，因為畢竟他們沒有真的搞清楚，這個不是一個真正的綁票，而是一個被比喻為類似綁票的案子，不要忘記，這是一個政府真真實實的邪惡行為。
對抗綁匪，可以有各種因應的姿態，包含低調屈服，但是歷史證明，自古以來對抗邪惡的統治者，其實只有一種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屈服。從蘇格拉底到馬拉拉不都是如此嗎？
我們深知不屈服，不見得能打敗強權或是不義的統治者，但是那是一個選擇作為自己唯一的態度，對我而言，那更是一個做人的道德。
我們是一個小國，李明哲跟我，是手無寸鐵的人民而已，小國小民想要捍衛自由和尊嚴，又想要不付出代價那是不可能的，我們難道都忘了，台灣此刻所享有的自由，是有人甘願付出代價所為我們爭取而來的嗎？
而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遺忘這個道理，把「自由」繼續視為理所當然，繼續停止對人類自由捍衛的義務，而選擇屈服在個人慾望或者是強權之下，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有可能立刻失去自由。捍衛自由，是一個自由人終生的義務。
轉身反抗，你才能從奴隸變成自由人（出自卡繆的書《反抗者》）
不管是慾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權力的奴隸、生命的奴隸都是一樣的道理。
這次，我遇到了我的摯愛身陷牢獄的煎熬，我才深深的體會到，蘇格拉底在面對死刑審判的時候所說「恐懼死亡的人是無知的」形容的是什麼。
無知的人，事實上不知道，此生為什麼而活，但是作為一個人權工作者，我和李明哲都非常清楚知道我們的選擇、生存的義義是什麼。
當面對挑戰或者是艱難的時候，如果我們選擇的退卻，我們根本不配被稱之為人權工作者。
台灣的歷史曾經有個這樣的一個典範，我的老闆施明德，在蔣家政權的統治下，自詡為人權工作者，而且他選擇了付出代價，所有自由的台灣人，都應該走在這樣的路上，繼續捍衛著我們的自由和尊嚴。
我沒有理由不承擔起我作為一個自由人的義務，我覺得，我只是盡一個自由人的基本義務，簡單的來講，願意付出代價的人，才配稱自己是一個自由人。
我期待國人也必須思考，我們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來捍衛國家的自由和尊嚴。
因為光會喊口號，是沒有用的。
大多數時候，李凈瑜都讓自己在一個非常堅定的態度、鏗鏘有力的氣勢下完成了這段陳述。
「無情」之人，必有「有情」之處
李凈瑜的陳述，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但卻不表示，她就是一個「無情」的人。
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只要字句中有提到李明哲的時候，她還是會很短暫的眼眶一紅，語帶哽咽的同時，她也會不經意的放慢說話的速度，把自己再重新「抓回來」。
當然，李凈瑜也知道，很多人只想了解她和李明哲的感情關係，雖然李凈瑜還是簡短提到了過去20年來兩個人從認識到相知相戀的過程。但其實，只要我們稍微追問一兩句，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她可能隨時會崩潰。
「所以不要再問我，失去他（李明哲）到底有多痛，這不是一個我敢去想像的問題......」
「我可以回答李明哲的問題只到這個部分嗎？」
李凈瑜抬起頭，眼神堅定的強調，「營救李明哲的行動，真正的意義，不在於早日釋放我的先生，雖然這是我目前日夜盼望、也是我現在最渴求的是一件事情。可是，我依然認為，全世界聲援李明哲的意義，是在於給所有從事人權工作的人一個支持。所以營救李明哲的行動，不該以成功率來評估。」
李凈瑜指出，所有做過人權工作的人都該了解，人權工作往往開始於沒有希望的地方，卻被終止在最有希望的地方。事實上，人權工作者的精神，就是要成就已經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李凈瑜並沒有很樂觀地認為李明哲很有希望會被立刻釋放，「我要求自己做好最壞的準備，李明哲坐牢多久、被拘留多久，我就會營救多久......」
李凈瑜也坦承，很多時候她自己也會猶豫、也常常感到不安，「也許我今天採訪結束，一回家看到李明哲的照片，我就馬上潰堤，但我並不希望是這樣子，因為不只李明哲一個人默默在做這樣的事，我需要把這樣的力量帶給所有的人，我們並不孤單，這不也是身為人權工作者的責任嗎？」她一次又一次展現了自己的堅強。
研究白色恐怖15年，形塑了現在的李凈瑜
文化大學勞工系畢業的李凈瑜，原本關心的是勞工議題，一開始她其實在勞工陣線實習。
2002年，李凈瑜到了施明德的辦公室工作，當時施明德正在跟國家檔案局努力爭取國家檔案的開放，「我開始研究白色恐怖的歷史，一做就是整整15年！」她因此比較完整的去審視了檔案局提供的美麗島事件、以及包含部分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
李凈瑜眼神肅穆的說道，她曾經看過一個死刑犯的遺書，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對於死刑犯（政治犯）的遺書，是不會在當下給家屬的。
「那一封是韓若春寫給他女兒的，遺書中寫到『我這一輩子除了正義兩個字，沒有什麼可以留給你的......』那是1963年的檔案，這些家書都沒有到當事人的手中，因為是屬於『自由意志下所書寫的文字』，如果政府在那個時代把書信交給家屬，那都會成為一朵朵民主力量開花的種子。」
「多年後成女士（韓若春的女兒）來委託我們調查，她拿出自己的身分證，上面有一個第三人作為他的生父，更詭異的是，生母的地方卻寫著『母不詳』！」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韓若春的老婆不能跟自己的女兒有任何的關係，她必須拋棄自己的女兒，讓女兒被一個不相干的第三人認養，所以成女士明明是有母親的，身分證上卻寫著「母不詳」。
「這就是白色恐怖，也是我這15年每天在研究、在看的檔案，這也讓我從事件發生到現在一直堅持走下去。這些歷史經驗，都幫助我在面對人性的考驗時度過難關。」
李凈瑜一面說，一面翻著從採訪還沒開始就放在桌上的書解釋著。
「這些就是美麗島事件當中，總統府所留下的國際救援的文件，每一個都是各種國際人權組織、人權工作者對於美麗島事件（不只是施明德、是對所有的人）的聲援，你們現在看到的，都是當時總統府收到後再簽辦的公文，而這樣的檔案有700多件（美麗島事件檔案共有上萬份）......」
當時因為國際的聲援，讓台灣的美麗島事件不得不公開審判，開放國內外媒體全程採訪，甚至讓「叛亂犯」在法庭裡陳述的政治理念，破天荒地在報紙上刊載並送到每一個人家裡。
「歷史告訴我，國際聲援是有用的！」
「我的意思是，這些都支撐著我，當面臨現在我先生『被失蹤』的案件時，最強而有力的支柱，我只能從歷史當中去學著有智慧，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是可以依靠的了！」
對於那些至今仍沒公開的檔案1，李凈瑜只能說幸好她看過，所以現在也比較知道如何去面對，「我知道掌權者會用什麼樣的手法，我知道李明哲會面臨什麼狀況......也正因為我看過，過去那些真實的歷史，也一直在督促我別走偏了。」
「某種程度，那有點像打預防針？」我問道。
李凈瑜沈默了一陣，苦笑著說，「這有點痛，但也只能去面對了。」
採訪的最後，李凈瑜又像個主人一樣客氣地關心著我們「你們有吃紅豆餅嗎？」
指的是她才剛進門，就先打開放在桌上的萬丹特產，我們不好意思地反問她「你有沒有吃一點？」
「會啦，你們先吃，我有出門前朋友的媽媽幫我打的蔬菜汁......」
在外人面前，李凈瑜即便有再多的情緒和不捨，也會盡力隱藏在她那件白色襯衫下。
誠如她所說，「目前我在援救李明哲的這個工作，它之於我是一個『社會運動』，今天一般人為什麼會關心或是參與？人們都不認識李明哲啊，那就是因為我們都正走著彼此相信的路上，那也是我們自己一輩子相信的東西。」
台灣的人權工作者都可能是下一個「李明哲」，這不該只是李凈瑜一個人的事。
而每一個台灣人的心中，都可能住著一個「李凈瑜」。
[註1]這有關白色恐怖檔案，幾年當中歷經了三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政權、馬英九政權再到現在的蔡英文政權。《檔案法》 從1999年開始就講很清楚 ，檔案到了30年就必須要開放，不開放若有有特殊原因，必須把不開放的理由要交由立法院說明。
但國家檔案局從來沒有送到立法院去備查過。早期沒有個資法，就用行政命令說礙於未經第三人（告密者）同意不得開放；現在有個資法， 就說是因為個資法不得開放。歷經15年不同政權都是一樣的結果，人民看到的檔案永遠都是被塗改過、被遮掩過的。
核稿編輯：李修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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