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鍵盤右派,我想對於昨天爆發的中學生扮演納粹事件,提供另一種不同層面的思考角度。然而這個角度居有相當的爭議性,甚至帶有陰謀論的性質,所以請大家斟酌參考。
我想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是一件錯誤,這個事實應該沒有什麼值得爭議的。然而值得爭議的是:
為什麼納粹因為這個錯誤,成為了一個禁忌的象徵,連遠在台灣的中學生戲虐性的使用這個符號,都會受到嚴厲的譴責。
而在二戰時同樣製造卡廷大屠殺,對哥薩克人與東歐諸民族進行血腥清洗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與俄國共產黨;中國的毛澤東與蔣介石;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都沒有得到如此嚴厲的的譴責?
另一方面,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罪行的批判,在二戰後升高到對納粹存在整體的否定,讓納粹成為一種禁忌。這個批判的打擊面,甚至在最後升高到對德意志民族的否定。在這個浪潮中,希特勒(Adolf Hitler)也從一名現實的政治人物,神話(或妖魔化)為一個具有蠱惑人心神奇魔力的妖人。這延伸出一個問題:
把納粹當成禁忌,對防止未來極權主義的出現真的有幫助嗎?
對於這股強烈批判納粹的浪潮,有些人會歸因於猶太人在英美輿論與大眾文化圈的影響力。我在這裡將提出另一條線索。然而這條線索是不是形成這項浪潮的主因?是具有爭議性,也尚未有足夠的學術證據支撐。所以我建議諸位看完後自行判斷。
這條線索如下:西方世界對納粹如此激烈的批判,除了猶太人的影響力之外,也來自於美法兩國的推波助瀾。
法國的動機相當明顯,也比較沒有爭議性。從歷史來看,從德國建國開始,法德之間就戰爭不斷。普法戰爭、一次大戰、二次大戰,短短一百年內,法國至少有一個王朝跟一次共和政權滅亡在德國手上。因此法國自然強烈的忌憚德國民族主義再興。《歐洲戰後60年》一書提到,歐盟的誕生,源於法國在冷戰時期忌憚德國重新崛起,因此亟欲透過緊密合作監控德國。但今日的歐盟反而成為了德國主導歐洲事務的工具,不得不說歷史的演變有時相當微妙。
比較具有爭議性跟陰謀論的,是美國戰後批判納粹的立場。除了美式自由主義跟納粹間的意識形態之爭,最具有爭議性的部分是牽涉到「冷戰形成」的責任問題。
富勒(J. F. C. Fuller)與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是戰史界研究二戰喜歡引用的兩個權威,而這兩位剛好都是「英國人」。而這兩位權威的意見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英國外交界與戰略圈的意見。而英國外交與戰略圈在二戰後期對德國處置的主流見解,其實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個人與美國方面意見相左。爭執的重點在於:
該不該徹底毀滅德意志第三帝國與納粹?
英國外交與戰略圈的見解,來自於大英帝國傳統上維持「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的基本戰略觀,也就是「戰略均勢」。根據這樣的觀念,對德國的反攻只需要將德國逼回1938年之前的國境,剩下的應該用談判解決。這樣讓德國留下喘息的空間與部隊,為的是讓德國保留對東歐的政治影響力,制衡蘇聯的崛起,形成西方自由主義陣營威脅蘇聯的戰略屏障。
但是邱吉爾跟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無條件投降」卻是要徹底摧毀德國的工業、軍隊。這將造成歐洲沒有國家能制衡蘇聯併吞東歐,控制波蘭與東德的工業與原料後,蘇聯將膨脹成比納粹德國更恐怖的敵人。而戰爭的延長更會大幅耗弱英國的國力,讓大英帝國能用於殖民地的控制力減弱,最後讓大英帝國崩潰。
邱吉爾之所以會在戰勝後落選,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戰後的英國右派,將邱吉爾在二戰後期對納粹德國趕盡殺絕的政策,視為導致蘇聯崛起與大英帝國崩潰的歷史罪人。
而美國方面的態度,除了基於自由主義對納粹的厭惡之外,美國政界也對英國玩弄「歐洲均勢」導致兩次大戰的做法極為不滿。《歐洲戰後60年》一書,記載了當時美國外交圈的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二戰後期美國對於英國帝國主義外交陰謀的厭惡,並不下於對納粹的厭惡。
但這也造成了當時的華盛頓政界,受到親蘇聯的左派意見把持。這造成了小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中種種對史達林的讓步。更讓華盛頓的政策圈瀰漫了一種天真的想法:
美國跟蘇聯是共同打擊法西斯主義的盟友,戰後只要基於互惠平等,美國跟蘇聯可以共同維持全球和平。
這項天真的想法支配了華盛頓的政策圈,直到1948年的柏林危機,才讓華盛頓從和平的粉紅泡泡中醒過來。而美國之所以在後來的韓戰、越戰中進退失據,也是源於美國直到1948年,才在注意到共產主義陣營的威脅後,大幅度地進行政策轉向 。但這也讓美國在冷戰初期徹底陷於麻痺被動、處處挨打的局面。
而在歐陸方面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失策,就是毀滅了納粹德國,讓歐陸沒有留下任何有能力對抗蘇聯鐵蹄的陸軍。這讓蘇聯能藉由武力威脅在歐陸大幅延伸他的勢力範圍,更讓1960年代東歐短暫的民主化運動,在欠缺實質支援下慘遭蘇聯軍事鎮壓。
上面這些都是屬於有足夠證據支撐的事實,但我下面這段推論就帶有陰謀論的色彩,請諸位自己小心判斷:
基於前面提到的事實,美國消滅納粹德國,實際上犯了無法彌補的戰略失誤。因此在宣傳上,美國政府需要一個非常強力的大義名分,來掩蓋美國消滅德國的戰略錯誤,是一手培育出蘇聯與冷戰主因的歷史事實。因此納粹必須邪惡到比蘇聯更壞,才足以解釋美國為何在英國外交圈警告蘇聯潛在威脅下,還要一意孤行硬幹的正當性。因此某種意義上,將納粹視為絕對的邪惡,是為了掩蓋美國在二戰後期,被自由主義與左派意識形態宣傳沖昏頭的愚蠢。
(有陰謀論色彩的推論結束,以下回歸史實)
但在富勒與李德哈特這些英國研究者的眼中,他們沒義務替美國的意識形態背書。所以他們不只在書中批評美國的政策錯誤,更對德國將領,如隆美爾(Erwin Rommel)、古德林(Heinz Guderian)、曼斯坦(Erich von Manstein)等人與德軍的奮戰給予高度評價,甚至在敘事上讓德軍帶有悲劇英雄的色彩。
富勒與李德哈特也不支持納粹屠殺猶太人,但蘇聯在反攻階段對親德的哥薩克人、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以及追求獨立的波蘭菁英所進行的屠殺跟迫害,在滅絕的民族數量、範圍上都比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更巨大。對富勒還有李德哈特來說,那些歌頌蘇聯「抗擊法西斯的勝利」卻批判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歐美左派根本無比荒謬與偽善。
因此戰後替納粹發聲的,反而是戰時在戰場上跟納粹對抗的英國右派。李德哈特在《第二世界大戰戰史》中,並不特別針對納粹的屠殺進行批判,而是將納粹、蘇聯的屠殺事實,以及盟軍在後期對德國、日本平民造成慘重傷亡的戰略性轟炸並陳,讓讀者自己去比較。
而富勒則是對納粹在屠殺以外的政策給予正面評價,並大力批判蘇聯。在《西洋世界軍事史》中,富勒認為英美反納粹的真正原因,是希特勒的經濟政策,長期將威脅英美的海權經濟。因此富勒將希特勒描述為,如拿破崙(Napoleon)挑戰大英帝國商業利益一般的歐陸英雄。甚至引述某些正面評價納粹學者的論點,認為希特勒發動的二戰是「英雄人」對「經濟人」的挑戰。
這也解釋了為何有些初接觸二戰戰史的人,會對納粹產生同情,甚至是崇拜的情結。因為戰史界的主流著作,確實在史觀上與西方主流文化大不相同。
站在我個人的觀點,我不盡然支持富勒對納粹的看法,我認為其中仍是存在將納粹過度浪漫化的傾向(尤其是談納粹經濟政策的部分)。但我認為富勒與李德哈特的立場,反映了「評價納粹」本身就是一件高度政治性的問題。他不只牽涉到極權與民主、專制與多元的價值對立。還牽涉到評價冷戰形成責任、美國在1940 ~ 1960年代全球戰略的成敗、左右派意識形態評價二戰的觀點對立。我認為這個問題的高度政治性,與背後牽涉到的複雜衝突,才是納粹在今日西方成為禁忌的根本原因。
但這個結果,反而會讓後人無法體會到納粹真正的問題。因為史實中的納粹,除了屠殺猶太人以外,確實做了很多讓當時德國人「活得更好、更快樂、更健康」的事。如果只把納粹當成禁忌,單看他壞的一面,忽視他好的一面;在下一個納粹出現時,我們將根本認不出他的可怕,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他跟納粹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當我們能正面評價納粹:對德國經濟復甦的貢獻、希特勒建立高速公路交通網、創造歐洲第一的勞工有薪長假、開發國民車,推動國內家族旅遊、鼓勵商業電影,革新拍攝技術、大量投資技術研發。
我們才會知道,一個政權就算這麼有能,替國民生活進步有這麼大的貢獻,當他極權獨裁時,仍會製造這麼大的悲劇。我正是好好思考過,第三帝國在1930年代的種種劃時代創新,會對當時德國人的內心帶來多大的鼓舞。在面對對岸強國的「發展成就」時,自然能夠淡然處之。畢竟比起希特勒崩潰的千年帝國,對岸那點「成就」也真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小註腳,並不能證明極權專制,比民主多元優越到哪裡去。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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