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亦瑾、陳映汝（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她站在布幕後方，戴好墨鏡，在心中簡短禱告了一分鐘，上台。
回想起過去，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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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那年，父母要到外地工作，將她寄養在親戚家。
這個家庭常虐待她，不讓她吃飯，還被兩個表舅和表姨丈性侵。那些痛苦的時刻，她始終堅信─她沉默，是為了保護父母的面子，不讓他們因為自己而與親戚的相處顯得難堪；她努力，是為了終有一日，可以脫離這些不幸。
這種心情，是性侵害的受害者常有的為難。性侵害為甚麼會發生，在不同事件裡有不同的原因，但其中共通的成分多半都是（1）常被稱為「加害者」的這一方，在某些理由下做出這些行為，而（2）常被稱為「受害者」的那一方，身旁的保護網出現了漏洞。
所謂的理由，有些時候是性慾的驅使，有些時候是親密關係中追求或交往失控，卻也有些時候是加害者對生活感覺不滿、想藉由傷害他人來讓自己感覺好過一點；所謂的漏洞，有些時候是受害者原先就較為弱勢，像是兒童或身心障礙者保護自己的能力較低，但也可能是雙方的關係讓受害者沒有提防、在事發當下格外不知所措，像是親友、伴侶或職場中的性侵害事件。
在她的故事裡，這兩種成份同樣也存在著，但她還是奮發向學，考上國防醫學院護理系、成為優秀的護理女軍官，並且與一位愛她、照顧她、也同樣是軍人的男性結婚，生下一對兒女。
然而，正當她的人生如日中天，成日為工作、家庭如陀螺般打轉時，一陣狂風暴雨正悄悄接近。
三十八歲那年，她被誣陷賄賂長官、外調到金門。雖然當時剛解嚴，那卻還是個軍事重地。
剛到金門，她竟然見到一位理當不會出現在那裡的舊識，是過往在台灣的軍醫院護理部共事過學姊的丈夫─袁教授。別人眼裡在陌生地域有熟人相伴該是一件幸運的事，但這位袁教授卻早在台灣就對她多次騷擾。
袁教授透過院長的施壓、刻意邀約她一起用餐，在從餐廳回醫院的路上，經過一條陰暗的坑道，她就這樣被袁教授用力侵犯。她當下腦中一片空白，心想，對方是有婦之夫，自己也是有家室、有孩子的人，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況且，對方的妻子還是自己交情甚好的學姐，一個熟識的人，怎麼會處心積慮想要侵犯她？
幸好，當時她奮力抵抗，對方並沒有性侵得逞。承襲童年被侵犯的經驗，她在這個被性侵未遂的事件裡，仍然對長官或家人隻字未提。她不願自己成為他人話柄，更不想讓家人擔心。
她依然相信，這「秘密」不能說，才能保全她的家庭與清白。
平常遇到困難，我們多少都還能找個誰說說心裡的不舒服，但多數的性侵害受害者，都跟她一樣選擇了沉默。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性侵害確實常被視為一種「懷疑受害者也有責任」、「認為受害者跟家人都很丟臉」的傷害，於是受害者不得不選擇了沉默。隱藏下來的傷痛，便在心裡慢慢發酵。
當時的她並沒有社工可求助，離島軍事單位的特殊背景，更讓她求助無門。如果這樣的事件發生在現代，在她聯繫警方、社工等管道後會發生甚麼事情呢？性侵害在台灣的法律中被稱為「妨害性自主」，除去某些特殊狀況外，都是一項公訴罪─受害者不需要決定是否提告，檢察官自然就會代表國家開啟調查、維護受害者的權益，即便有些時候證物不足以支持事件起訴、進入司法流程，受害者仍然是應該要受到保護的。
當老師、社工、醫護或刑警等人員知道有這樣的案件發生，必須在24小時內與縣市政府設立的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中心聯繫，中心的社工將與受害者聯絡，協助後續到醫院驗傷、警局報案、接受檢察官偵訊、陪同上法庭等程序，如果受害者需要安排心理諮商、安全住處等資源，社工也會協助處理。
沒有接受到這些協助的她繼續沉默著，變得更加防衛自己，非必要的應酬就不去參加，話也變少了。
雖然這類封閉自己、不願交際的行為得罪了一些長官，她也不以為意，反而專心在自己的工作上。正當她逐漸熟悉金門的業務，另一位王姓營長，又成為使她進入人生瘋狂階段的炸彈。
這天，營長邀請她一起送學妹回台灣休假。她心中警鈴大響，卻礙於學姐妹之間的交情，還是跟著坐上營長的吉普車到了機場。回程，她驚覺營長的車沒有走在回軍醫院的路線上。
她說：「請你載我回軍醫院。」她試著保持一些禮節。
營長：「難得出來了，我請妳到我們營區喝杯茶吧！」
她猶豫，因為營區內都是男性軍官，況且這位營長先前已經對她釋出一些不懷好意的邀約，都被她拒絕了。眼看無法脫身，她只好試著說服自己，營區內有許多官兵走動，應該不至於讓自己陷入甚麼危險吧！
當傳令將茶水送進營長辦公室後，營長關上門，她思緒飛快地問著自己，這樣是否妥當？一開始還很正經的談話，不久，營長就走到她身邊伸出魔爪。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如巨石瞬間落下一般，她在驚愕中仍然極力掙扎，但營長強力壓制，露出得意的嘴臉，並且繼續正經的談話，以免旁人起疑。
她內心沉痛無比，不斷自問為何又發生這種事？自己的警覺性在先前多次的侵害時，應該已經受到足夠的訓練，得以防範這類事情的發生，但是，現在怎麼又受到這類侵犯？她該大聲呼救嗎？後果會如何？又該如何向人解釋，上班時間為何兩人獨處一室？她評斷情況非常不利，只能默默忍受這一切羞辱，但心中悲痛吶喊著，怎麼會有這麼禽獸不如的軍官！
事發後怎麼回到軍醫院，她也記不得了，只知道心中承受巨大的悲傷與驚慌。發生這樣的事件，猶如大海嘯侵襲的風暴，她就像一支飄盪在海上的孤舟，任由無情的浪打在身上，直至支離破碎。
回到台灣，她的思緒與生活逐漸分崩離析。她嘗試要好好地過正常的生活，無奈心中無法排解的自責與憤怒，混雜恐懼、焦慮、不安、煩躁、憂鬱…等情緒，使她從一位優異的女軍官，墜入社會的底層、瘋狂的邊緣。
在家人的眼裡，她從金門回來後，簡直是中了邪。
從一位溫柔盡責的好媽媽，變得不愛說話、冷漠、蓬頭垢面、工作表現也每況愈下。
她努力維持住母親的角色，把兩個孩子帶大，但婚姻卻沒有辦法因為努力而留下。這個痛苦的秘密卡在夫妻間，阻礙了原有的親密，兩個相愛的人就此漸行漸遠。
終於，她和先生還是離婚了，當兒女長大離家後，她硬撐起的堅強外貌也跟著瓦解，情緒、生活和自我…就像骨牌般一一崩潰。長年累積的憤怒與憂鬱，讓她變得麻木不仁。她體會不到痛、也感受不到愛。
四十五歲那年，某天傍晚，她挾帶混亂的思緒，將車子開上高速公路。在車速過快而失控、橫衝直撞之際，心想：「這就是我要赴黃泉的死路吧！」被侵犯以來日漸加重的幻聽，也對她狂吼：「去死吧！去死吧！」她索性放開方向盤，讓死神引領她的路。瞬間，一輛聯結車呼嘯而過，沒幾秒鐘的時間，車子好像有一股力量，由內側車道快速地往外拉，到了最外側護欄邊，原地打轉好幾圈。一陣鏗鏘吵雜聲後，車子終於停下，一切又回歸平靜。
面對她的心魔與痛苦，即便選擇自殺一途，她也未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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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的下午，陽光和煦、微風輕拂，公園的草地上架起許多帳篷，逛攤位的民眾熙來攘往，好不開心。
她步履蹣跚地看著那些洋溢著幸福笑容的家庭，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人。如果不是被誣陷而外派到金門，如果不是在異地被性侵，如果不是…她無法再回想下去，心中悔恨跟被剝奪的感覺已經來回擺盪了二十餘年。
她在攤位間游移，最後在一個粉紅色的攤位前面停下腳步，徘徊許久。志工熱情地詢問她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她久久說不出話，只能用手指向「性侵害」這幾個字、詢問是否有免費的諮商師。志工介紹了機構的諮商服務，也留下了她的聯絡方式。終於，這個好不容易跨出的腳步，開啟了她在諮商中心會談的歲月，其實也為她烏雲密布的五十九歲，照進一道明亮的光。
心理諮商並不是性侵害受害者復原必經的路徑，但確實能夠在受害者陷入混亂時候提供幫助。相較於社工和受害者之間不定期、有事務需要討論才聯繫的服務方式，諮商師和受害者之間有較為長期、密集、穩定的見面機會，能夠好好討論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經驗─也許是現在的生活還好嗎？工作、上學、跟親友伴侶之間的相處狀況怎麼樣？當然，也可能在受害者準備好之後，討論過去受到性侵害時候的狀況、後續帶來的影響。
如果受害者發現自己常常心情不好─時不時又想起受害的畫面、跟其他人（尤其是異性）相處時總感覺非常緊繃、悲傷或憤怒的感覺一旦出現便無法停止等，諮商師也會跟受害者一起尋找處理的方式，同時也找回對生命的控制感、找回自己的價值與信心。
那些會談持續了好一段時間，而她對於每次的諮商總是非常認真，再搭配精神科醫師的指示用藥，生理和心理都逐漸好轉。
在國外長期定居的女兒是第一個發現她轉變的，女兒開心地肯定她的努力，更開始積極地帶她上教會，讓她心靈獲得充實、生活逐漸回歸常軌。跨越了過去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躁鬱症等問題，藉由友情、親情、信仰、諮商與醫療的力量，她重新站了起來。
然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親友與宗教信仰，但在像這樣的困難發生時候，該怎麼區分自己適合向醫師、社工或諮商人員求助呢？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卻有些可以參考的標準。
如果受害者主要的困擾，是失眠、食慾不振、慌亂焦慮、情緒低落等生理症狀，請醫師用藥物舒緩是可以考慮的方向；如果受害者的生活中仍然有相當多現實面的困難，像是需要驗傷、報警、住處或急難救助，由社工連結資源和服務是較好的選擇；如果受害者是心裡千頭萬緒地打轉著、想法跟情緒都相當混亂，諮商會是一個能夠相伴著、重新找回秩序的好幫手。
當然在這樣的原則下，不同專業人員在協助過程中，都還是會討論到其他領域的主題，但卻仍有各自的專長與焦點，專業人員之間也需要相當多的合作和討論。
復原的路慢慢清晰，她開始跟旁人分享自己心底不再黑暗的秘密。
在與諮商師討論後，她開始寫下自己的故事《一個被性侵女軍官的手記》，更決定要從痛苦中走出來，在「終結性侵害」的工作裡奉獻心力，期待能夠讓台灣這片土地上任何年齡層的女人，都擺脫受性侵害的恐怖陰影。
於是，她主動和社福機構聯繫、討論如何發起「推動社會改變」的倡議行動，因為她知道，保護受害者確實非常重要，但如果社會沒有改變，已經受害的人不會有良好的環境可以復原，未來也還會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現。
當我們的社會繼續把性侵害視為羞恥，質疑受害者也有責任，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跟六歲的她一樣，從孩提時代就選擇了沉默，終生在自我懷疑裡載浮載沉著無法上岸。
當我們的社會設計性侵害防制課程時候，始終只討論如何在暗巷中提防陌生人，卻忽視熟識者性侵害問題的嚴重性，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跟三十八歲的她一樣，對教授與營長伸出的魔掌手足無措。
當我們的社會沒有辦法提供性侵害受害者需要的協助和資源，就會有更多受害者跟四十五歲的她一樣，步步走向毀滅，缺席的女兒、妻子、母親、朋友或員工角色，都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當我們的社會終於正視受害者復原的不容易，能加入這個行列中提供理解、尊重與陪伴，就會有更多受害者跟五十九歲的她一樣，開始重獲新生，創造出更友善、平等、安全而尊重的社會環境。
討論後，她和社福機構一起決定要召開記者會、呼籲社會重視性侵害議題，尤其是軍隊裡反覆發生的性侵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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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軍人節，她站在布幕後方，戴好墨鏡，在心中簡短禱告了一分鐘，上台。
台下的鎂光燈此起彼落，她手心冒汗，站在麥克風前，停頓了幾秒，腦海中閃過被性侵的模糊片段，以及三十年來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與接近瘋狂的狀態。
她以短短幾秒的時間，在腦中回顧這一切，深吸了一口氣，再慢慢吐出，開口說出第一句話：
「我是蘭姐，我是一位被性侵的女軍官，我存活了下來。」
【後記】2016年軍人節的前夕，社工和諮商師再次見到她。還在跟癌症搏鬥的她，外貌有些變化，說起話來卻仍然很有力量。談起加害人，她還是咬牙切齒；想到這段過去，她只說了一句話，讓人印象很深刻「人發瘋，比死了還痛苦...」
如今她要讓兩匹惡狼繩之以法，其實是相當困難了，但在信仰和社福機構的陪伴下，已經走出痛苦的深淵。晚年的平安寧靜，確實與原有的幸福不同，但她浴火重生的命運，卻一步步踏實地行走在愛中。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李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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