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中某段姓議員於議會質詢時，以「只會吃飯拉屎」、「坐領高薪不做事」等字眼質疑社工的辦事能力，後更在臉書上批社工是死人、米蟲，引發基層社工人員強烈不滿，要求段姓議員道歉。
正巧，這個五月，台灣也出現了兩支以社工為主題的影像作品。一是家扶基金會與瀚草影視合作的微電影《受虐兒去哪裡》，邀請亞太影后張榕容演出家扶社工，描寫家訪與安置兒童的危險、困難與心酸；一是滾石愛情故事系列《挪威的森林》，由曾獲得金馬新演員的楊祐寧出演熱血社工，與片中分飾援交與自閉症少女的程予希有精彩對手戲。兩部作品都試圖以社工自身背景與案主連結，企圖厚化角色深度，加強觀眾的理解與情緒投射。
如同許多以社工為主題的作品，在這兩支影片中，我看到最濃的情緒是「無奈」。
我不是社工，對於社工專業我無資格論斷，但我還在媽媽肚子裡時，就跟著她一起訪視家庭、追蹤個案，因此我的血液裡，有著強烈的社工因子。今年是我母親社工生涯的第37年，我虧她同一件事做了37年不膩嗎？她說不會，因為沒有一件事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個案是相同的，因為社工做的是「人」的工作，往往沒有範本可以參考，要在SOP之內隨機應變、對症下藥，考驗社工的經驗與反應，畢竟「人」要如何完全以量表來測量呢？
回憶我的童年，1980年代，台灣社會福利起步，母親從基層社工做起，騎著摩托車，不論風吹雨打，在那個還沒什麼人知道社工的年代，往案家逐戶自我介紹，當然吃過無數閉門羹，但取得信任、看見案主臉上出現安心的笑容，那種成就感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父母工作的忙碌與繁複，我從小就是個鑰匙兒童，母親工作非常辛苦，能準時下班的機會少之又少，即使下班了，也仍處在警戒狀態。1997年、1998年台灣分別通過性侵害防治法與家庭暴力防治法，依據法規，地方政府必須成立家暴與性侵害防治中心，這是台灣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自此，母親開始24小時手機on call，只要一通電話，哪怕還在吃飯洗澡刷牙睡覺，都得火速處理。我想我可能永遠都會記得那隻24小時值班手機的樣子和鈴聲，也記得母親急著接電話的腳步聲，那種永遠放不下的緊張感，是所有社工每天的心情，也是所有社工家屬無法逃避的焦慮情緒。
1998年至2011年，母親的手機24小時不關機，深怕漏接一通電話就是一個悲劇。服務過程中難免遇到挫折與恐嚇，也曾經歷案主拿刀威脅、破壞汽車的危險。母親天生個性樂觀，很快消化這些負面情緒，但如此正向的她，還是抵不住工作壓力，作為政府部門的二級主管，夾在上司、部屬、個案、議員、民間團體……之間，曾有兩、三年籠罩在嚴重的憂鬱症中無法自拔，每天都得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幸好積極治療，已走出陰霾，但我想起那段每月陪伴回診的日子，還是非常難過。
當議員與社會各界批評社工坐領高薪、官僚殺人，甚至「米蟲」、「死人」的同時，每個社工仍在為自己手上幾百件案子忙得焦頭爛額，他們沒有時間停下腳步回應社會的批評，但台灣對社工真的公平嗎？這些社工領的薪水與付出的心力並不成正比，人力不足的問題已喊了不只四五年，手無寸鐵的他們，訪視不一定都有警察陪同，無強制權力，天天活在危險邊緣，出了事情上司罵、媒體罵、社會罵、議員譏諷，這種工作誰不灰心喪志？於是產生了最多的情緒，便是無奈。
即使這樣，台灣還是有這麼多「撐」住意志，拚命堅持著的社工，他們熱愛生命、熱愛工作，掏心掏肺掏時間掏勇氣掏力氣甚至掏家人，只為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傳遞更好的訊息。就算被黑道恐嚇、被拿刀威脅、被議員辱罵，依舊每天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周旋於社會的黑暗之中，試圖注入一些光明。
在我尚不成熟的時候，也曾偷偷埋怨母親對我的關注與照顧太少，幾乎從未參加過我的運動會、家長會，也未管過我的功課、成績。但現在的我非常感激也很驕傲，與個案們分享母親的同時，我的媽媽教會我怎麼愛這個社會。
所以今天晚上，我請媽媽吃了一盒冰淇淋。
（作者為影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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