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自然》期刊，點亮了一位年輕教授的學界地位，
但這之前，其實是一段受僵化體制壓抑的自我碰撞⋯⋯。
「癌細胞轉移了⋯⋯。」這是癌症病患與醫師的夢魘，代表更痛苦的治療，與死神腳步接近。但，希望出現了。
他是沈湯龍，台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副教授。
國際期刊肯定！
預測癌轉移機制，振奮醫界
沈湯龍和美國團隊歷經三年的研究，找到了可能提前偵測癌細胞轉移到哪裡的關鍵。簡言之，癌細胞轉移前會釋出一種訊息分子，包裹在奈米大小的胞外泌體（exosomes）中，就像一個個哨兵，率先前往下一個攻擊的器官。訊息分子是一種蛋白受體（integrin），就像GPS引導哨兵到特定位置，例如乳癌細胞轉移到肺臟。沈湯龍團隊找到了這些哨兵是誰，以及它們的作用機制。
這項有別主流癌細胞隨機轉移理論的重大發現，登上了最新一期國際頂尖期刊《自然》（Nature），振奮醫學界。包括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台大醫學院，都已展開下一階段的臨床試驗。
「因為可以預測（轉移），這將讓癌症由現在的治療做到真正可以預防，才是真的救命！」台大乳癌外科主治醫師王明暘說。
為何登上《自然》如此轟動？王明暘指出，科學界也有流行，而《自然》就是最頂尖的時尚雜誌，最好你投稿的論文都沒有參考文獻，你第一個提出來，觀念創新、技術創新。
但，沈湯龍是誰？為何這篇他掛名第一作者的論文，不是出自醫學院之手，而是專做植物病理與病蟲害學院的老師？
十一月十三日，本刊記者走進了沈湯龍位於台大校本部的實驗室，也走進了外表看似意氣風發的他，內心的一面。
催生這項聞名全球科學界的研究，竟源自六年前，一位對自我研究價值充滿疑惑、落寞的助理教授，「我們從進到科學界研究，都是希望自己變成科學『家』，但回到台灣，為了升等、教學、行政、評鑑等壓力，慢慢的，研究變成交差了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升等熬七年⋯⋯
被行政、評鑑壓成「學匠」
「我們必須在多少年以內發多少論文，當作評鑑，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在寫些小文章、發paper（論文），我再怎麼做，我是me too（跟別人一樣）的研究，沒有創新。我就是一個工匠。」原本，他只是要交代研究緣起，但一開口，竟是一連串積鬱許久的告白。
記者本來期待會在這棟八十五年歷史、台大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見到一位剛獲得國際殊榮的年輕教授，跟我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與拯救人類的大夢。但，他卻指著研究室天花板說，「這隔間是我做的，一、二樓男女生廁所是我和另一個老師蓋的⋯⋯。」
二○○四年，他頂著康乃爾大學分子醫學博士光環，拒絕了哈佛大學等名校的博士後研究工作，回到正值轉型關頭的台大母系，也就是植微系（前身為植物病理與病蟲害學系）任教。
原本，他以為可以發揮所長，沒想到，他整天都在養細菌、照顧老鼠、當監工，只為了把他認為該有的實驗室建立起來。白天都在忙行政工作，只能晚上做實驗，回台大任教前四年，他每一天都是半夜十二點後才回家。
「教授不會做研究，只是一隻沒有牙齒的狗！」王明暘說，醫生不做研究還是醫生，賴以為生的是開刀、看診，但教授不一樣，「就像武術圈不會打拳的師傅，怎麼收學生？你的同儕、學生會用什麼眼光看你？」
「做基礎科學的教授，只有兩種，一種是得到諾貝爾獎，另一種是沒有得獎。一種是登上Nature或是Science（《科學》），另一種是沒登上。」一位畢業自生命科學系所的國際藥廠主管說。
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的沈湯龍，壓力便在此，一是像愛因斯坦一樣揚名立萬，一是凡夫俗子。在被《自然》肯定前，他是後者。
勤做實驗，並沒有讓他順利升等，熬了七年，他直到二○一一年才從助理教授升上副教授，差點就碰到「八年條款」，再升不上去，只能當一輩子助理教授。
此外，植微系對升等論文的要求是五篇，但他升等時已經發了十三篇，「因為有些（研究）不被埋單！」他淡淡的說。
「他都在幫大老跑腿，怎麼升等？」國內婦產科權威、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謝豐舟，在沈湯龍還是「菜鳥教授」時就認識他，「『小朋友』本來就要跑 ，但是方向要跑對。」
原因出於，他所做的研究、發的論文，一直在忠於自我和迎合主流中拉扯，一邊是系上傳統的植物病理，一邊是自己鍾愛的癌細胞生物學。
為了後者，他甚至從進入台大第一年，就和生命科學系李心予和醫學院李財坤兩位年輕教授，建立起台大和京都大學的遠距細胞生物學課程，因此結識了謝豐舟。
閉關三個月找出路⋯⋯
開口就與美團隊一拍即合
「哪一邊才是我的方向？」雖然是從植物研究起家，但他一直對人有興趣，希望能實際應用所學，因此在美國時投入癌細胞生物學領域。然而，臣服於現實體制的壓力，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終於在二○○九年爆發，他閉關三個月。
「我必須決定要把研究力氣放在哪裡！」沈湯龍說，他不想繼續做「me too」的事情了，他開始大量閱讀國際期刊，為自己未來研究方向找出路。
這項決定，讓他有機會看到康乃爾醫學院大衛．萊頓（David Lyden）團隊，在二○○五年刊登在《自然》的一篇論文，同樣在談胞外泌體。他動心了，「這跟我想做的事情好像很像。」
他不確定自己想做什麼，但很肯定他該改變現狀。於是，他主動出擊。二○一○年他飛去美國參加一場有萊頓發表演講的國際會議，並在會後找萊頓交談，談他對胞外泌體的一些想法，包括實驗驗證方法。
當萊頓告訴他，他的跨國團隊已經又在做更新的實驗時，雙方的想法其實是不謀而合的，「原來我們的腦袋沒有輸人家，只是我們沒有足夠資源，動作沒有那麼快。」回憶當時他和萊頓的第一次接觸，沈湯龍眼睛都亮起來了。
不只是說說而已，他回國後也著手展開實驗，不服輸的個性又冒出來了。二○一一年底，他發了一封e-mail告訴萊頓，把一些研究成果告訴他，並問有沒有機會合作。沒想到，萊頓立即回信邀他到實驗室「坐一坐」。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這句話套在當時的沈湯龍身上再適合不過。他在二○一二年八月動身前往紐約，真正去「做一做」，但礙於規定，教師赴國外進修時間是一年。回台後，他與團隊隔海合作，將癌細胞株冰凍放在乾冰裡，三次空運寄去美國，讓研究不中斷。
萊頓團隊早就知道醞釀癌細胞的「土壤」很重要，也發現了關鍵的蛋白受體是哨兵，但他們不知道是哪一類型，及其作用機制。而蛋白受體正是沈湯龍讀博士時的鑽研，因此，由他主導這項研究。和他共同做實驗的，還有超過十個國籍、十二至十六位研究菁英。
然而，沈湯龍受萊頓賞識的專業，國內科學界的主管機關卻看不懂。
在投稿《自然》之前，沈湯龍分別在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寫了研究計畫，提交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國科會（現科技部），希望可以爭取研究經費，後者還是他已經赴美參與萊頓團隊之時，但都被拒絕了，理由是「看不懂這是什麼？」「你講的這個東西沒有太多文獻支持。」
如今有了名氣，沈湯龍笑說，現在去申請經費，過關可能性很高了。
面對現實體制，沈湯龍依然改變不了什麼；會不會改寫癌症治療史，還有漫漫的實驗長路。他唯一可以改變的，是他自己，動力是忠於自我的渴望。踏出這一步，他讓自己解放，便有機會展翅高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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