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華沙大學（Uniwersytet Warszawski）打算在明年成立孔子學院──如果成立，這將會是波蘭第五座孔子學院，波蘭已在克拉科夫（Krakow）、弗羅茨瓦夫（Wroclaw）、奧波羅（Opole）、波茲南（Poznan）設有孔子學院。一位波蘭朋友知道我在克拉科夫雅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nski）的孔子學院工作過，問我想不想就這件事發表一些我的觀點。我想了想說，好。
老實說，在她問起這件事之前，我就收到了一個由華沙大學學生發起的「反對華沙大學成立孔子學院，寫信給校長！」（NIE dla Instytutu Konfucjusza przy UW–piszemy maile do rektora!）的臉書活動邀請。這個活動是一群華沙大學的學生發起的，他們擔心孔子學院的進駐會讓學術自由受到威脅，一些對中共當局比較敏感的話題如天安門、西藏、香港、台灣等問題研究，可能都會被禁止。
我點選了「參加」，但是遲遲沒有寫信給校長。為什麼？理由很簡單，我怕。也許是基於同一個原因，我從來都沒有正式、公開地和別人談起我在孔子學院工作的日子。
有什麼好怕的呢？我從孔子學院離職已經五年了，未來也不可能再進孔子學院工作。我居住的國家波蘭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而我來自的國家台灣也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至少，目前是如此。
那我是在怕什麼呢？
我很難去明確地定義，我到底在怕什麼。我想，我的恐懼就像雞尾酒，是由好幾個不同的原料混合而成的。第一個原料是儒家文化的大我和諧思想，為了整體利益，個人有什麼對別人的批評指教最好不要亂發表，免得傷了彼此和氣。第二個原料，我想是我們台灣戒嚴三十八年留給全體國民的精神文化遺產：威權教育。這種教育教會我們：有規矩就要遵守，不要做規定以外的事，不要懷疑規定（不管有多麼奇怪），不要懷疑權威，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而第三個原料，是我在孔子學院工作了三年的經驗。
在雅捷隆大學的孔子學院成立初期，我就受邀到那裡去當兼任教師，算是它的元老工作人員之一（它是2006年成立的，我進去那裡工作是在2007年）。孔子學院裡有波方院長和中方院長，有來自波蘭的老師，也有來自中國及台灣的老師（中國的老師是漢辦每年送到波蘭、本科是對外華語教學的實習生，或照他們的說法「志願者」，台灣的老師只有我一位）。憑良心說，我和所有的工作人員基本上相處愉快，沒有起過什麼衝突，我也幾乎沒有感覺到來自中方院長或中國老師的壓力，幾乎沒有感覺到他們試圖控制或影響我的思想及言論。
幾乎沒有感覺，我想這是因為我和這些中國人們都很有默契地「勿談國事」（像中國作家老舍在劇作《茶館》裡寫的一樣）。對於一些比較不那麼敏感的話題，我也很小心地斟酌我所說的話、使用的字句、我的動作語氣和身段…像在演一場戲，一場我努力讓別人喜歡我、不要覺得我很危險（不要覺得我是國族思想強烈的台獨分子）、因此我可以繼續保有這份工作、覺得自己擁有某些穩定，即使我內心深處清楚知道，這穩定不過是假象。
然而，那時候的我需要這份假象。因為我不想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因為我想要對未來有一些憧憬和想像，因為我想要一份微薄的薪水和健保費…所以我到孔子學院工作，因為他們給了我工作機會，雖然我知道那代表我必須寄人籬下，必須在面對我的中國老闆或同事時，戴上一張面具。當我聽到「我們不要教繁體字，也不要提到它」的時候，我說「當然」。當我聽到「台灣和中國都是一樣的嘛！」我不說話。當我聽到某位波蘭老師，因為在課堂上提到繁體字，而被另一位中國老師向中方院長打了小報告，我提醒自己要更加小心……
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國老師、中方院長還有一位留學波蘭的台灣博士生在咖啡廳喝咖啡。我們不知怎地聊到了華語教學，台灣博士生說，據他所知，中國官方也沒這麼排斥繁體字了，甚至想要重新再教繁體字。中方院長說，沒聽說過這樣的事。博士生依然興致勃勃地談下去，而我，從頭到尾都覺得很緊繃。事後，我還和博士生私下抱怨：「你為什麼要在那種場合談這個啦，弄得我好緊張。」
直到我離開孔子學院後，我才發現，其實在那裡工作的期間，我一直都很緊張，從來沒有放鬆過，即使是在下課回家了以後也一樣。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當你想要有一些小惠，抱著建立人脈、「我現在幫別人／對別人好，別人以後也可能會幫我／對我好」的心態去面對他人，你自然而然地會有一些自我閹割。因為你優先考慮的總是「如果我這樣做，我可能會得到什麼，如果我那樣做，我可能會失去什麼」，而不是你真正的感覺和想法，不是你這個人的主體性和獨立。因為你總是會依賴他人的想法（或者你心目中的他們的想法），並且根據這些想法去行動。你以為你把人生中的利害得失計算得很清楚，但是卻沒想到，你失去的是更重要的東西。
離開孔子學院後，我才發現自己在那邊工作的時候很不快樂。因為，寄人籬下真的不是一件很好過的事。但是，一直要到我猶豫著要不要寫信給華沙大學的校長，我才終於看到我內心的恐懼有多巨大。我以前從來沒有如此完整地看到過我的恐懼。而我想，我今天所看到的部份，只是冰山一角。
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叫〈折腰頌，或詩人有所為有所不為〉，它的開頭是「詩人不能為五斗米而折腰／但如果是為十斗米／那就另當別論」詩人鴻鴻很喜歡這首詩，還把它刊登在他主編的詩刊《衛生紙》。但是在網路上這首詩得到一些惡評，有人說我揚惡，有人公開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嘲諷？實在令人想不開。
多年來，我一直沒有跟任何人說，這首詩是我在孔子學院工作第二年的時候寫的。那時候我必須寫這首詩，這樣才可以勉強維持一份正常生活、正常地去教書、面帶微笑而且有耐心地和學生解釋漢語文法，而不是瘋掉或崩潰。
其實，如果孔子學院的政治宣傳和打壓都做得非常明顯，那我的精神壓力還不會那麼大。如果一切都是白紙黑字，清楚寫明白「我們禁止ABCD…」，那麼我就會知道自己要反對什麼、要接受什麼（搞不好，如果一切都寫清楚，我就不會去那裡工作了？）。但是明明不是這樣。很多時候這些打壓是細微的。它只是否認你，你的國家不存在，不能在課堂、文本、對話中存在，你所使用的繁體中文不存在。
那就足以使人發狂。
我和一個來波蘭教華語的台灣女生提起我的經驗，她說她了解我說的。
有一次，我也受一個孔子學院老師的邀請，去和她的學生聊聊台灣…我自己把一些敏感的話題抽掉了，不過，我有說台灣是一個國家，雖然我們和中國有一些相同的文化根源，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東西。等我講完後，中國老師上台和學生說：「關於台灣是一個國家這件事，我不同意她所說的。但是她提到台灣和中國有相同的文化根源這件事，是非常正確的。」
和她見完面，回家的時候我哭了。因為憤怒、悲傷、因為那句話中殺人不見血的暴力，因為我的恐懼，因為雖然我答應朋友要寫這篇文章，寫的時候卻不停在想：「我該說這些嗎？別人讀了會怎麼看我？我是不是不要說這些比較好？」
我是不自由的。我一個波蘭朋友曾對我說：「貧窮不是從飢荒或物質匱乏開始。貧窮是從你意識到，在別的地方，別人過著更好的生活開始。」我也想用同樣的句型，給不自由下一個定義：「不自由不是從別人對你說『不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開始，不自由是從你害怕對另外一個人表達你的意見開始。」
因此，我決定把我的感覺寫出來。我並沒有因此停止害怕，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它說出來，我的恐懼將把我壓垮。
我為了爭取呼吸而說話，正如波蘭詩人魯熱維奇為了爭取呼吸而寫詩。
（作者為自由作家／譯者／策展人，現居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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