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巴黎共和廣場悼念晚會一景。群眾舉起《查理週報》某期封面，上書：愛比恨更強大。（攝影：Linh）
「這是我們的九一一」[註1]
晚間七點，巴黎市中心共和廣場早已水洩不通。部分參與者戴著反種族主義組織 SOS Racisme 的黃色標語：「別碰我的朋友！(Touche pas à mon pote !) 」，反對種族歧視言論的散播；更多數的參與者則舉著黑底白字的手舉牌：「我是查理 (Je suis Charlie)」，象徵對言論自由的捍衛。
一如跨年夜，不斷湧入的人潮令手機網絡完全失靈。但，沒有節慶的歡騰氣氛，僅有點點燭光在夜色中指引著悼念的群眾。沒有政治人物的激情演說，因為沒有人確定此刻該說些什麼才不會撩撥更多仇恨。錯愕，是今夜巴黎最真切的情緒。
一月七日，在法國冬季折扣開跑的這一天，三名歹徒持槍闖入《查理週報》(Charlie Hebdo) 編輯會議中屠殺。包括主編在內的四名漫畫家與四位記者、兩位警察不幸罹難。儘管死傷人數遠不及九一一事件，這起攻擊勢必將把歐美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對立推向另一個緊張高峰，因為對《查理週報》的攻擊，直接挑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言論自由。
▲悼念晚會。抗議口號：我挺身暢言，因為文字仍然是最美麗的武器。（攝影：莊雅涵）
「寧可站著死，也不願跪著活」：《查理週報》與法國媒體的諷喻傳統
諷諭媒體是法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與法國民主政治的演進不可分割。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由於國民識字率並不普及，創作者們透過圖像化的方式，放大政治人物的特徵，載以逗趣的批判訊息，政治諷刺漫畫便成為散播政治訊息的重要媒介。1830 年法國開放新聞自由後，政治諷諭媒體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圖文並茂是共享的特色。如今法國最著名的諷刺媒體當屬每周三出刊的《鴨鳴報》(Le canard enchaîné)，該報自 1915 年創刊來每周洋洋灑灑出刊八頁，內容涵括時事、書評、影評、漫畫，對左右派政治人物開弓毫不留情，也不時扮演「扒糞者」角色揭弊爆料。在電視頻道則有近似台灣「全民大悶鍋」系列節目的「Les Guignols de l’info」，每天十分鐘以木偶扮裝政治人物，批判範圍也從法國時事到國際政治、娛樂新聞等一應俱全。歐巴馬、賓拉登與伊斯蘭恐怖份子都是該節目的常見臉孔。
日昨遭攻擊的《查理週報》前身為《切腹》，1960年以漫畫月刊形式創刊，1969年轉型為周刊，1970 年《切腹週報》因報導對戴高樂將軍不敬而遭禁，原編輯團隊更名《查理週報》捲土重來，秉持「又蠢又毒舌」的風格繼續出版，1981年因虧損停刊。
1992 年，媒體人Philippe Val 與日昨不幸罹難的總編輯 Cabu離開原先任職媒體尋思創刊，在尋覓周刊標題過程中決定利用《查理週報》的名氣，將這塊老字號的諷喻媒體招牌借屍還魂。二十幾年來，周報內部政治路線爭議不斷，也屢次發生知名寫手出走、甚至不當解雇漫畫家等爭議性事件。平心而論，即使「批判諷刺」與「百無禁忌」是週刊一貫的基調，其言論並非毫無可議之處。畢竟，成功的諷喻往往少不了利用刻板印象，而《查理週報》的笑料中並不乏貶低女性與非白人少數群體的陳腔濫調。
本次引發殺機的「伊斯蘭恐懼 (Islamophobe)」指控始自 2006年，該報轉載了丹麥《日德蘭郵報》兩幅將伊斯蘭先知等同於恐怖份子的漫畫，遭法國伊斯蘭組織告上法庭[註2]。2011 年，週報再刊出先知穆罕默德裸體的漫畫，引起憤怒，不僅猶太教與穆斯林組織聯合控告周報，該報辦公室也遭汽油彈攻擊。此後幾位主要漫畫家與編輯都受到警察隨身保護。
面對如影隨形的死亡威脅，週報畫家一貫強調對言論自由的信仰。2012 年九月，在收到割喉威脅信件後，主力畫家Charb (本名 Stéphane Charbonnier) 便公開對媒體表示「我寧願站著死，也不願意跪著活。」他堅持畫筆是思想自由最後的武器 [註3]。
photo credit：Valentina Calà (CC BY-SA 2.0)
伊斯蘭與法國國家認同：穆斯林如何成為法國政治論述中的「內在敵人」
當納粹與二戰屠殺歷史在許多歐洲國家仍是社會無法容忍的禁忌，對伊斯蘭先知的明顯褻瀆，究竟應否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如果要了解《查理週報》對法國社會的衝擊，不能不談「世俗主義」(laïcité) 這一概念。儘管從九一一事件以來，伊斯蘭恐懼症在許多歐洲國家都有上揚趨勢，「世俗主義」─政教絕對分離的原則─在法國立國價值中的核心地位，卻讓穆斯林群體在法國的地位相較其他歐洲國家要更加敏感。
1905 年，法國通過立法，嚴格規定宗教組織不能對公共政治生活發生影響，其中一具體精神就是公民在學校、工作場域不得配戴宗教象徵。追本溯源，世俗主義原本誕生於法國社會主義者對天主教會傳統秩序的反抗，也就是 1789 年人權憲章精神的具體發揚，期許讓不同國籍、性別與信仰的人都能夠在基於對法國共和國價值的認同而成為平權的公民。這一進步象徵卻在 1989 年的「頭巾事件」(l’affaire du voile) 之後意義徹底轉換。這一年年初，作家魯西迪 (Salman Rushidie) 因在小說作品中批評伊斯蘭教而遭到伊朗總統何梅尼下達追殺令，西歐各國公民社會都出現支持魯西迪與言論自由的公民運動。同年七月，隨著一連串關於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慶祝活動，法國知識分子也熱切討論法國大革命的遺產為何？辯論結果，「政教分離」和「普世主義」被認為是重要的核心價值。同年九月，隨著幾則電視報導的炒作，中學女生戴頭巾上學成為教育界爭執的焦點；十月，政府宣布頭巾為宗教象徵，禁止女學生在學校中戴頭巾。
「頭巾事件」堪稱法國當下伊斯蘭恐懼症的歷史起點。這一年，「世俗主義」原則被塑造為法國政治體的核心價值，而穆斯林頭巾則被視為對此核心價值的威脅僭越。「政教分離」與「伊斯蘭」的二元對立從此成為法國社會各種政治辯論的基礎假設：一邊是謹守政教分離、尊重女性、堅持思想自由的「正港法國人」；另一邊則是輕蔑女性且意圖以宗教信仰干預公共生活的穆斯林少數。「世俗主義」從此失去了 1905 年立法時的進步色彩，而成為醜化穆斯林群體時最有力的口號。也因為「世俗主義」價值與法國國家認同的纏繞，即使是對種族、性別平等最敏感的左翼政團，也往往在伊斯蘭問題上難以取得共識性的立場。
就在《查理週報》攻擊事件發生前兩天，法國知名小說家 Michel Houellebecq 甫宣布發表新書，以恐慌口吻想像 2020 年的法國由伊斯蘭政黨掌權，取消政治分離，人民均被強迫改宗。 不管反種族主義團體再怎麼切割極端分子與常民，穆斯林群體在法國政治氣候下的確被視為「內在敵人」，這份恐懼更創造了龐大的市場：儘管對穆斯林的醜化招來死亡威脅，在《查理週報》歷史上，幾期爭議性的專輯往往也創下銷售佳績。
自由與野蠻之間
夜色中，廣場上亮起了「我們都是查理 (Nous sommes Charlie)」的標語。群眾間歇地喊著「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和「查理！查理！」不論兇手為誰、動機為何，對《查理週報》編輯群的屠殺，無疑意味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對歐美自由主義價值的徹底否定。當一個文明已發展至「我不同意你，卻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高度，而另一個文明仍事事奉經典為圭臬，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鴻溝似乎難以在哲學層次上取得出路。當然，沒有任何殺戮行為能夠被合理化；《查理週報》遠不能稱為傑出的諷刺媒體，其作品往往輕率地複製各種對少數群體的偏見，但沒有任何人有權利以這般暴力對待創作者們。在這個夾雜憤怒、悲傷、疑問和恐懼的國殤日之後，如何承認「言論自由」是歐美歷史發展進路中獨特的產物，從而不再將此自由無限上綱直至支持對另一文明群體的輕慢，恐怕是對話唯一的可能起點。
photo credit：Valentina Calà (CC BY-SA 2.0)
【備註】
[註1] 出處：哲學家Abdennour Bidar 一月七日刊載於法國世界報文章 «Résistons collectivement à la haine (讓我們一起對抗仇恨)»
[註2] 更多關於《切腹周報》與《查理周報》諷刺作品的描述，可參考 Lilou, 「誰的偏見，誰的傲慢？從法國《狹利周報》回教漫畫事件談起」 以及香港媒體整理。
[註3 ] 法國世界報： « Je préfère vivre debout que mourir à gen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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