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間學校的畢業生，許多是政治犯，那你會怎麼評價這間學校？可能會被解釋成「不服從」、「愛反抗」等等，但若這所學校的名字叫做「成功高中」呢？
日治時代，成功高中名叫「台北州立第二高級中學」，是當時前幾志願裡唯一給台灣人念的學校，其他的第一、第三、第四中學，皆是為日本人所設（後皆併入建國中學）。當時因為日本人成績較差，卻可享有較好的待遇，激起了台灣知識分子的反抗念頭。於是「實、質、剛、堅」這四字校訓種下種子，也讓這所學校自然而然有了反抗當權者的「傳統」。
1937年，二中學生林水旺、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秘密組成列星會，希望以革命手段反抗日本政府，但事發入獄。之後1944年「謝娥案」爆發，一干「二中幫」如陳炳基、郭宗清、黃雨生、唐志堂、王子英受牽連。另外，二中出身的曹永和與一中出身的郭琇琮，在士林組協志會，以文化啟蒙為反日運動扎根。
國民黨來台灣後，派給建中的校長是豎立建中引以為傲自由校風，北京大學畢業的賀翊新；北一女校長江學珠一生只為第一線教育奉獻；師大附中校長是西南聯大畢業，完成至今仍讓附中學生津津樂道的班號和以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為校訓的黃澂；同樣有濃厚反抗傳統的台中一中，金樹榮校長選擇對話。
但，成功的校長又是誰呢？
成功的校長，是蔣經國的親信潘振球。可知連國民黨都怕成功學生的反抗。然而，難道這樣就「成功」了嗎？入獄過的成功校友，有林元枝、魏廷朝、楊碧川、陳映真、許遠東⋯⋯，當然還有許許多多，還不包括「被自首」、「被自新」，甚至被迫流亡海外，更甚者「不知其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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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灑灑一大串，成功優良反抗體制的傳統，自不在話下。然而，這跟丟書又有什麼關聯？
這項已二十多年的傳統，高三畢業考最後一科鈴聲敲響的同時，把書從樓上丟下（自是已用不到的）。象徵了三年高中生活的結束，對過去的告別。
但，校方卻不斷打壓這件事。筆者進入成功高中三年，乃至畢業後，每到高中畢業考前夕，校園中似乎都彌漫著一股極端詭譎的氣氛，感覺在上演《無間道》，學生與校方在玩著諜對諜的遊戲。學生想盡辦法不讓校方抓到，校方祭出威逼利誘，不讓學生丟書。然而，丟書戲碼依舊每每上演。
校方（或是老師）常有的理由是，學生常常丟完之後不會自己清，要麻煩高一高二的衛生糾察隊學弟來清；學生常常不只會丟書，還會丟危險物品；何苦丟書？之後還要考指考。
誠然，少部分人確實不願意「自己丟的東西自己清」，甚至有許多人會丟過了頭（筆者那屆有人丟生存遊戲的煙霧彈，甚至耳聞有不知幾屆以前的學長丟過花盆）。然而，面對這樣極少數的害群之馬，校方選擇的是全面鎮壓，卻不是選擇加強宣導，或者是針對這樣少數中的少數，提出管理辦法。而這樣的作法下，上演的就是每年一次，校方與學生的衝突，甚至有老師以不參加謝師宴為要脅，請問這樣何苦呢？
筆者相信，絕大多數的成功學生願意「自己丟的自己清」（筆者上一屆甚至是冒著大雨把丟下來的書和紙清好）。若校方願意與溝通、合作，辦的如松山高中的「柳絮紛飛」一般，豈不美哉？也不必再看到，「柳絮紛飛」上新聞是「揮別傳統，向過去告別」，成功高中丟書卻是「不守秩序」，這樣的畫面。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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