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連續得到幾樁年輕世代令我動容的經驗。在台北光點華山的首屆「2016台灣國際勞工影展」（主題為「青年貧窮：全球化下的窮忙世代」）竟至一票難求，而影展的策劃團隊，是幾位「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年輕女生。在內壢一個展出勞工攝影主題的「洞光」咖啡館裡，我遇見了一群投入基層勞動議題與工會事務的年輕人；他們有些在桃園地區的各種工會服務，有些則獻身全國性的工會組織，一位工讀青年還只是高中生。同一天，我在台北的一個劇團排練室，看了「台灣應用劇場」的新作《即時製造》的預演，劇情是關於基層媒體勞動者的處境。這些經驗，在在讓我見識到那些有知識及行動力的台灣年輕世代的優異與可畏。
▋當媒體成為製造業，問題到底出在誰身上？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CATT）10年前成立，創辦人是長期投入原住民、勞工與各類社會議題的劇場人賴淑雅。她將1970年代巴西劇場導演波瓦（Augusto Boal）「被壓迫者劇場」的理念與精神譯介到台灣，10年來耕耘「民眾劇場」的精神和工作方法，通過「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的形式，讓演員與觀眾互動、對話，經由各種切身議題，看見自己的處境，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CATT近年進一步發展「青年團」，通過工作坊、實習討論，和論壇劇場的實作參與，讓對戲劇有熱情的年輕人，認識劇場與社會可以產生的連結。9月初他們在台北「牿嶺街小劇場」的新作《即時製造》，就在探討對新聞工作仍抱持理想的年輕世代，身陷台灣這種惡質媒體工作環境時，該怎麼對待自己面臨的處境。
《即時製造》將台灣當前媒體惡質競逐點閱率／收視率下，年輕記者與資深媒體人受到各種來自媒體老闆的壓力與剝削，生動扼要的編入劇情：工時超長、勞動條件低劣、被追求業績的主管要求聳動化的圖文編寫、對深度報導不屑一顧、搶即時新聞而誤報所面對的官司由誰承擔、為了保住飯碗而糾結於專業原則和妥協求存之間的記者；以及，年輕時曾因系列深度報導得到「卓越新聞獎」的報社副總編輯，於今壓迫手下年輕記者製作煽情垃圾新聞……。早已惡質到淪為全球笑柄與奇觀的台灣商業新聞媒體，究竟是記者個人的操守、水平問題，或是媒體老闆在滿足他們荷包之際，以不斷作賤台灣社會為樂？或者問題是媒體老闆所宣稱，在於「愛看」這類新聞的讀者／觀眾，因此我們咎由自取？或者其他原因？
▋給年輕記者的遲來道歉
看著《即時製造》的演出，我想起一個與自己相關的「即時製造」的瑣碎新聞小事件，不由尷尬起來。幾個月前，在聯合新聞網一則關於「祖父殺傷兒孫、超商落網」的即時社會新聞之下，我也變成那位記者另一則「即時製造」的新聞對象，因為在她為此事件不斷試圖說服兩位附近麵攤阿嬤作為「目擊者」受訪時，我碰巧在那裡吃麵，且阻止她停止打擾工作中的麵攤老闆，並對著她責怪媒體不必製造這種垃圾新聞。我對這位記者的語言是不留情面的：「媒體老闆要你們這些領22K的記者跑這種垃圾新聞，我知道不是你的問題；但是當煮麵阿嬤已經一再表示沒有看到任何事、不希望受訪時，你就應該離開了，以免自取其辱」。「自取其辱？」這位年輕記者瞪大眼睛反問我，一副完全不能理解這話意思的神情。受辱的記者轉眼之間，將她的受辱經驗以省略了些細節的描述，發佈成另一則即時短新聞，而侮辱者顯然是我。
從我用餐的社區到我工作的學校距離不遠，而到了學校還沒進樓，一位同事已經語帶調侃的說，「看到你上新聞了」。一些朋友或學生也先後來信或簡訊「慰問」，或表達支持等等。我不用臉書或任何社媒，對這樣的「突發新聞」本可眼不見為「靜」，但顯然不用臉書不表示能夠完全不受干擾，已在認識我的朋友學生圈廣為分享的這個「事件」，我不能假裝不知道了。我只好寫了一篇讀者來函說明，而聯合報系也善意的以另一則即時新聞方式，完整引述並刊登我的說明。我當時納悶，記者不是不能以自己的工作處境為題材做成新聞，但是何以不對他們共同被台灣惡劣媒體環境的工作條件、剝削事實或被迫違反專業倫理的各類屈辱經驗，變成新聞報導專題來探討、揭露呢？今日看著《即時製造》的演出，我猛然發現，此事該反省的首先還是我自己。
我明知台灣商業媒體（尤其電視新聞頻道）的「三器」新聞（網路瀏覽器、路邊監視器、行車記錄器）和八卦新聞，並非源於被許多人譏為弱智／腦殘的記者，而是台灣媒體生態的結構性問題；但是當我碰到第一線記者處理垃圾新聞時，仍反射性的把我對媒體亂象的怒氣，發在一個年輕記者身上，無論她有沒有自覺意識。作為傳播教師，這樣的指責方式或對象，與一些情緒反應式的民眾並無差別，是應該汗顏的，我也要於此為我的態度與用詞，給這位記者一個遲來的道歉。這並不意味我同意了那位記者的採訪方式，我也仍態度明確的認為，國內電視整點新聞上那些雞零狗碎的垃圾報導，長久以來浪擲傳播資源、虛耗電視媒體的人力物力，也浪費著電視觀眾的時間與眼神。這些新聞為何是垃圾，為何需要嚴正看待與改變，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自己的媒體人權，自己拿回來！
台灣電視新聞充斥「三器」報導、八卦話題、業配新聞、暴力嗜血，或極其無聊的瑣碎消息，長年來破壞的，不只是新聞娛樂化、商品化、無視新聞倫理等等這些問題，而是它們集體製造的政治退步，和無止盡的國力耗損。媒體本來是監督政治、讓民主能繼續進步的機制，但是當台灣這些商業狗仔媒體的唯一興趣與職志，是喪心病狂似的競逐那小數點後的收視率，而將所有國內外新聞變成社會新聞、所有關切以瑣碎化的角度，疲勞轟炸的放大渲染時，政治議題、政策與施政，也就在這種瑣碎、放大、緊咬與不拿捏／不在乎意義比例之輕重的檢驗方式下，被綁架成隨著媒體每日或時刻的鼓譟而施政或問政，不願也不敢做任何長遠的政策規劃或實踐。不想進入這套遊戲規則裡的人，就要媒體挾持著民粹式的名嘴論政或民意調查，立判政策或政治人物的功過與生死。這種被媒體作死的政治，能有什麼進步空間？
另一方面，垃圾新聞排擠了幾乎所有真正重要的國內政治社會議題，與國際的重要新聞。一般民眾長期以來完全沒有國際與兩岸情勢的問題視野或具體認識，而缺乏這些認識，就難有充分的判斷能力，思考台灣的兩岸政策、外交方向、經濟vs.環境的問題，與文化建設，應該有哪些可能的方向或作為。人民也無法理性討論國內的政治議題或政策良窳，讓藍綠矛盾得以持續被形塑、把持為一般民眾對政治的唯一理解或反應方式。這樣的自我消耗與空轉，難道不是國力的自我消解或消滅？台灣還需要敵人嗎？我們配著夫殺妻、父殺子，或哪個小吃店的菜裡發現一隻蟑螂的新聞吃完晚飯，然後相偕到公園裡抓幾支精靈，在一大群重返公共實體空間、低頭安靜滑手機互不言語的群眾中增進「人際互動」，又忽焉雲散，走進超商喝一罐甜飲料。這樣「平靜無事」的小日子，看似幸福，但渾渾噩噩、不知台灣與世界的無知狀態，恐怕沒有能力將這種幸福保證掌握在自己手上。
有視野、知識與行動力的台灣年輕世代，正從各個角落和組織，四面八方的重回公共領域，要翻轉他們之前各世代沒有能力改變的政治與社會處境。媒體的惡質文化，恐怕需要以國家安全的高度來看待，不能再等閒視之，也不能再等。希望「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有決心與行動力的年輕世代，要集眾人之力，把我們的「媒體人權」拿回手裡；先奪回媒體，拿回有效的公共發言大平台，才能更快的改變自己的處境與國家的命運。網路的進步媒體空間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廣大網路使用者練習中的普遍素養，讓網路空間討論公共議題的效應，至今似乎仍是個兩面刃；因此，一個大的公共廣電媒體平台，仍是今日培育理性政治文化、拉高社會集體創造性能量的機制。唯有如此，台灣社會與年輕世代明日的幸福，才能充分的操之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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