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世界微光｜照片提供：蘇奕安
2014年12月，年僅27歲的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Muath al-Kassasbeh）被「伊斯蘭國」（ISIS）擄作人質，成為「伊斯蘭國」與約旦談判的籌碼，談判最終破局，2015年2月，卡薩斯貝被「伊斯蘭國」關在牢籠裡活活燒死，並在網路上公開這段影片，震驚全世界。
卡薩斯貝出事後，許多人聚集在他家慰問和哀悼，在一片群情激憤的約旦人潮中，有一個華人面孔的長髮女生，在這之間穿梭。
她是蘇奕安，一位25歲的台裔獨立記者，待在中東已兩年。卡薩斯貝一家服喪的三天期間，她都在現場。
當我和「聖戰士」的家人在一起
「在飛行員出事之前，約旦國王宣布加入西方的反恐陣線，很多約旦人都對這個政策持保留態度，不想親近美國；因為，如果有個萬一，倒楣的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隔壁的約旦，而不是遠在天邊的美國。直到卡薩斯貝出事，全約旦都陷入激情，我搭計程車時，司機甚至一邊哭一邊對我說：『伊斯蘭國簡直不是人，他們根本不是穆斯林。』」
在伊斯蘭教法裡，穆斯林不能殺穆斯林，如果做出這樣的事情，那是大罪。對極端組織來說，他們自認信仰最純正、其他人都是異教徒，因此合理化大屠殺的行為，但是，一般穆斯林沒事不會宣稱別人不是穆斯林，因為他們認為那只有真神才能判斷，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代表情勢極度不尋常——就像此刻，約旦飛行員死了，全國大街小巷的電視、廣播、新聞報紙和政府，都在吶喊「『伊斯蘭國』不是穆斯林」。
「服喪第二天，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 Bin Hussein）來了，他說卡薩斯貝不只是伊斯蘭的『shahid』，也是約旦的『shahid』。」這個「shahid」，意思是烈士、見證人，不是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能成為「shahid」，而是要為了伊斯蘭、為了崇高的信念而死，才能被稱為「shahid」。
「當國王在台上發表著宣言，卡薩斯貝的父親就站在他身邊，而台下一波波年輕人不停地向前簇擁，大叫著：『我們也要當shahid，派我們去開飛機，我們要殺死那些人！』在他們頭上那片天空，則掠過一架架飛機，他們是卡薩斯貝的飛行員夥伴，準備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報仇。」
「大家都很激動，只有兩個人不贊同卡薩斯貝是『shahid』，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妹妹。」
我不要我的家人是「Shahid」
正當國王和群眾在外群情激慨的時候，她倆坐在家裡，仍處於失落和心碎之中，親友圍在她們身邊，安慰她們：「感謝真神，卡薩斯貝成了『shahid』，現在已經上天堂了。」她們卻聽不進去，不停地說：「不要說他是『shahid』！我不想聽到他是『shahid』！」
卡薩斯貝的妻子告訴蘇奕安，她的丈夫是一個善良的人，也是位非常虔誠的穆斯林，每天早上開飛機之前，他都會很早起床，特地出門禱告：「神啊，請不要讓我殘殺無辜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孩子。」身為一個飛行員，卡薩斯貝似乎也不是很確定自己為何從事這樣的工作，他不想打仗，也不知道敵人是否真的邪惡，但這是他的職業，沒有辦法。
卡薩斯貝的死帶給妹妹很大的打擊，後來她看到日本記者後藤健二被斬首的影片，精神狀態更加不穩，「晚上她去廚房的時候，打開櫃子，會隱約看到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櫃子裡。半夜睡覺睡到一半，她會突然起床跟姊姊說：『姊姊，我覺得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我的床底下。』」
服喪期間，蘇奕安坐在一旁，看著這兩個女人互相安慰。「當她們安慰彼此的時候，不是說『還好，卡薩斯貝是shahid』，而是說『那個影片看起來很假，肯定是電腦偽造的，你是不是覺得他還活著？』『對！我覺得他還活著。』」
卡薩斯貝的妻子與妹妹，讓蘇奕安想到另一位「shahid」的母親。
我要我的家人是「Shahid」
這位母親的兒子吉哈德（Jihad Ghaban）騙她要出國旅遊，實則跑去敘利亞加入激進組織。一開始，他只是幫忙組織拍照、寫報導，上傳到社群媒體，漸漸地，他的發言越來越極端，臉書頭貼也從「自由敘利亞」（Free Syrian Army）改為「伊斯蘭國」的黑旗，一年後就加入了軍隊。
吉哈德從小就非常有正義感，八歲時，他看見路邊有人在虐待動物，就跑去對大人說教，成年後，他仍然看不慣不公不義，參與了阿拉伯之春，並在校園發起改革，要求學校幫助貧困學生，卻雙雙得到失望的回應。後來，他在約旦街頭留下一句塗鴉：「為什麼國王活在皇宮裡，而人民因貧窮而死亡？」吉哈德去敘利亞之後，朋友們仍常在他臉書留言，希望他返鄉，他卻回答：「你們都沒有作為，而我至少採取了行動。」
吉哈德的朋友對蘇奕安說，吉哈德是他們之中最真誠、最熱心的，誰都沒想到，他最後會被激進組織吸收。吉哈德加入激進組織之後，每週都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他的媽媽也不停勸他回家，直到某一天，她在電視報導恐怖份子的身亡清單時，看見了兒子的照片。
「在我面前，這位母親反而一直強調她的兒子是『shahid』，他是為了正義才加入極端組織的。」蘇奕安說：「我是個記者，所以我想知道真相，也想了解她的神學觀念，便一直問她：『但是約旦穆斯林都說這些極端組織不是穆斯林，甚至是異教徒，你怎麼確定吉哈德是shahid？』」
「問到一半，瞬間，我發現自己不該再問了，因為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哭著說：『他是shahid，我知道他是。』那一刻，我發現我不只是一個記者，她也不只是一位受訪者，她是一位母親，她很傷心。」
蘇奕安畢業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在這裡，學生的研究成果備受重視，有時甚至真的可以進入政府影響政策。她說：「當我還在學校、身處那種菁英環境的時候，我覺得世界很簡單，認為自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直到我去中東，才體會問題有多麼複雜，他們的故事絕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且充滿各種難受、難堪的悲傷，而我在這些故事裡，是多麽渺小。」
在普林斯頓看見中東，「發現自己很無知」
身為一個成長過程大致平順的女孩，蘇奕安形容第一次在學校認識中東世界時「發現自己很無知」。由於父親從事貿易，她從小就在台灣、美國、香港和中國之間來去，因此對中美關係特別有興趣。原本想專注研究中美關係的她，卻碰上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教授們都突然開始談論中東國家。
「大二時，我修了一門國際新聞的課，老師是《紐約時報》駐開羅的記者，他談到茉莉花革命，為什麼這些人要起義、要自由，又看見監獄裡有人被虐待、毆打⋯⋯當下我就覺得自己好無知。談到埃及，我只知道聖經裡的埃及，好像有十災、法老王和金字塔，可是穆巴拉克是誰，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大二暑假，她前往摩洛哥，開始學習阿拉伯文、伊斯蘭政治和中東歷史，發現西方角度下的中東觀點相當偏頗，畢業後，她前往阿拉伯國家，第一年在阿曼（阿曼蘇丹國，Sultanate of Oman）學習語言，第二年就搬到約旦首都安曼（Amman）。
大家都對她的決定感到不可思議，而在她心中，若說完全沒有掙扎，也不是事實。
「其實，我畢業前三週還在想是否該取消機票。」蘇奕安說：「我一直很想待在中東世界，但我其實不是很適應那樣的環境。我在摩洛哥時，不但食物中毒，走在路上還會一直受到騷擾，每次出門一定要穿長袖，也不能一個人行動，我不喜歡這麼封閉的社會——而且，前往中東時，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沒有收入來源。」
當時，朋友們問蘇奕安：「你要去約旦？找到工作了嗎？」她回答：「沒有，但我想先去實習，看能不能找到工作留下來。」蘇奕安回想：「他們就覺得不可置信，為什麼一個普林斯頓畢業生要這樣？」
但是，蘇奕安的家人都支持她。「我的爸媽和教會朋友都鼓勵我，說這是上帝給你的呼召，你應該去。」蘇奕安從小在教會長大，一開始只是覺得去教會很開心、有很多朋友，直到十四歲時搬到中國，進入當地中文學校的她，一句中文都說不出來，英文考試也過不了關，交不到朋友更讓她感到孤單，「我才開始認真思考，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救自己的時候，我能依靠誰？」
「世人」是誰？
決定是否要待在中東，對蘇奕安來說是一個關鍵時期，「身為一個基督徒，我當然可以大方地說我相信上帝，但我的相信基本上是來自一個舒服安穩的環境——我的家庭和樂、經濟穩定，學業後來也都很順利，似乎沒受過什麼大考驗，但每次為中東禱告，我的心都很激動，我相信這是上帝要帶我出去。」到中東之前，蘇奕安的信仰基本上還是以自己為中心，「我一直知道『神愛世人』，但那個『世人』就是我，我並不真正明白『神也愛其他的人』的意思，直到我身處一個充滿穆斯林的國度。」
在中東，蘇奕安並不想特別提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除了不想讓我的穆斯林朋友尷尬，也因為我看見許多虔誠的穆斯林，他們過得很好、很幸福，甚至比許多基督徒善良；又有一陣子，我突然不想擁有任何信仰，因為在中東，我看見所有的民族與國家，都打著上帝的名號互相殺戮，如果我的上帝也是那樣冷酷、看著人們自相殘殺，我該怎麼愛祂呢？」
後來，她讀到聖經中的幾節經文：「『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因為神差派祂的兒子來到世上，不是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為了世人因祂得救。』⋯⋯那時，我看到這些經文，好像一個鬱悶很久的人，突然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她回憶：「當所有人都堅持『我是正統的，你是異教徒，所以我要殺死你』的時候，耶穌說『你是異教徒，你不相信我，所以我要為你捨命』，我覺得自己好像重新認識了上帝。」
「現在當我面對穆斯林和各種恐攻消息，我都會想：『耶穌會怎麼做？』面對異教徒，耶穌不是以上帝之名將他們趕盡殺絕，而是為他們捨命，當我明白這點的時候，很多問題都不再令我困惑了。」
我很渺小，不代表我就和世界無關
2014年，蘇奕安成為全職獨立記者，她的足跡從戰地遺址、寒雨中的難民營、被半炸毀的大城市，到發生大屠殺的突尼西亞海灘，報導涵蓋中東、北非、阿拉伯半島，發表於《衛報》（The Guardian）、《BBC》（BBC New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大西洋》（The Atlantic）和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
同年，她在「普立茲危機報導中心」（Pulitzer Center for Crisis Reporting）支持下，報導約旦和黎巴嫩的難民問題，獲潘基文親自頒發「聯合國記者協會」（UNCA）的「伊麗莎白紐弗紀念獎」（Elizabeth Neuffer Memorial Prize）金獎。
正式成為記者不過一兩年，就拿下關於這個身份的肯定，她卻早已將自己的身份反思了好幾遍。
「從小到大，我都是那種很典型的華人，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勤奮、努力』，拼命考一百分、進好學校、找好工作，到中東後，我用同樣的態度去面對難民問題，卻發現看起來沒有用。」她說：「我寫一篇報導，也許政策會改變，但難道我寫十篇文章，敘利亞戰爭就會停止嗎？寫一本書，蘇丹人就能全免於飢餓？這個世界的問題，不是我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不代表我就必須從此絕望、轉身，不再跟這個世界扯上關係。」
在蘇奕安的臉書上，有許多不同觀點的中東朋友，吉哈德的母親仍天天發文悼念兒子，她也看過不少極端份子的貼文，訴說聖戰帶給他們的意義和認同感。報導，是她讓世界看見這些人的媒介，看見他們和我們一樣有掙扎、矛盾和意義的追求，而反思我們回應、關心的方式。
行動可以改變絕望
聊到這裡，我問：「真切意識到這些極端青年存在於週遭，會帶給你壓力嗎？」她說：「如果我有機會去接觸這些極端青年的親友——像我之前的採訪一樣——對我來說，反而是減少壓力的方式。當這些事情對你很陌生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恐怖，但當你試圖找一種方式去了解、參與，你會覺得至少自己可以做什麼，而不只是無力地看著一切發生——我在行動的時候，心裡是最平靜的。」對蘇奕安而言，她腦海中的一百分仍然是這些問題能全獲解決，但如果自己拼盡全力只能做到一分、兩分，她知道那仍然是有意義的。
於是，我突然想起2015年巴黎恐攻時，她曾因美國為此改變難民政策而沈痛地寫道：「我完全沒想到，美國會走到這個地步，竟有總統候選人把敘利亞難民比喻成狗，要求入境時必須登記宗教，只讓基督徒進來，不准穆斯林進入。我不能理解，這個所謂建立於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國家，怎麼會說出這麼黑暗的話，還在眾議院通過了拒絕難民的法案。
兩年前，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就是那種美國精英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以為是的理想性年輕人，我跑到中東，以為自己可以去拯救世界，沒想到我所遇見的是超乎一切的黑暗、悲傷與痛苦。在那裡，我一方面深深學會了謙卑，另一方面認識了我一生中最欣賞、佩服、尊重、熱愛的人，就是現在西方國家最想排斥的難民，他們在飢餓、貧窮、受到全世界排斥，甚至看到自己最愛的親友被殘殺時，仍然堅強往前。」
「我想對世界各地生活平安穩定的幸福人民說，你知道嗎？我們不過是幸運而已，不過是因為上帝給了我們一份恩典，讓我們剛好在這個時代出生在美國、台灣、中國⋯⋯等沒有戰爭的地方。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好，不是因為我們上輩子做了什麼好事；我們並沒有比別人更有文化、更熱愛生命、更值得生存下去。我們完全只是僥倖，要不然你我都大有可能在戰地出生，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家。我們這些幸運的人，憑什麼去歧視、拒絕，甚至攻擊無路可走的難民呢？」
有句話說「行動可以改變絕望」，如果我們只是僥倖生於安穩、幸運遠離絕望的人，是否更有能力行動、選擇改變？當我們看見那些絕望的面孔，又有什麼不伸出手的理由？
從普林斯頓到中東現場，這是一個25歲女孩的選擇，你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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