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黃文雄將近二十年了，這位曾經嘗試刺蔣的英雄，後來變成台灣重要的人權運動者，每年我都有機會和他詳談一次，分享些對於家事、國事、天下事的看法。最近回想，發覺過去漏聽了好多東西，不是沒聽到或沒記住，只是不太把它們當做什麼正事，例如有一次講到反對麥當勞，他說：「你們有沒有想過，小孩子吃麥當勞，不會比吃媽媽的菜更油？」直到多年後，才發現他指的是一種頑拗的中國式飲食文化，以及我們多麼習以為常，還認為只要在家吃飯就沒錯了。
一年多來的「假油」、「餿油」事件，又使我想起幾次和黃文雄吃飯時，有油炸的甜點，他總是取來一兩張面紙，把甜食放在上面吸吸油，然後才斟酌下肚。而最近，這位對公共衛生常有見解的先生跟我說：「我回台灣那麼多年了，還是不知道該怎麼洗菜。我覺得政府應該教我們怎麼洗菜。」他的口氣不像開玩笑，我反省了自己的洗菜習慣，才承認也不會洗菜，且真的時常心中嘀咕，不曉得像大家傳說的那樣沖多少次、怎麼沖，或有說要加鹽洗的等等，是不是能夠有效去除農藥殘留。
過去四個月，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往南部農村跑，訪談到有機農產品認證的事題，一位年輕的蔬菜農對我坦承，最難的就是勸那些五、六十歲的老農種有機作物：「現代農業的栽培管理，已進展到另一個階段了，老一輩農人對於化肥及農藥的使用，多半是自己摸索出來的，他們甚至不大知道這些化肥與農藥的使用對土壤的危害性是些什麼。我常告訴他們，就算他們種出來的作物再好吃，如果消費起來不是安全的，如果農藥殘留過高，商品就完全沒有價值了，但是他們聽不進去。他們連怎麼做休耕，如何做肥力管理等等，都不願意接受新觀念，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無論是承傳自上一代的教誨，或是自己摸索出來的經驗法則，這是我們推行農業轉型時碰到的第一個瓶頸。」
當時，我突然聯想到有回幾個朋友聊天，其中一位醫界友人正色的告訴我們：「台灣目前四個人裡面就有一個得癌症，也就是說，現場我們之中將來就有一個會死於癌症。」她說得那麼斬釘截鐵，讓我想到無怪大家拼命提倡有機，什麼都必須有機，無農藥、無化肥，雖然致癌的成因很多，但好像唯有食物這項可能因素，是我們可能控制的。
但是自從二○一三年底有機米含混一般米（甚至從東南亞進口米來掺混）以「有機米」之名出售事件爆發後，大家對「有機」兩字也開始心存戒慎。前幾天，有一位已休耕的種蓮霧的老農便對我說：「大家都在說有機，有的強調連種子都是有機的，可是他們耕種的農地，土壤是不是有機的呢？」我的天，他講的豈不是農地污染的問題，我想關於這點，政府能告訴我們的資訊，就更少了。
巴西的環保之父盧岑貝格（Jose Lutzenberger，1926～2002）便曾直接了當的問：「如果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不斷的服用一種可疑的有毒飲料，會導致怎麼樣的結果？」他指的是巴西土地的農藥、化肥污染，卻不知為何讓我想起我現在居住的北部農村，家裡有地的人，即使不是正職的農夫、農婦，都多少種些蔬菜供自家食用，幾乎沒有例外，問他們這樣早晚去巡水不會太累嗎？反正市場裡幾十元就是一把青菜了？答案千篇一律：「那種澆藥仔的菜，你敢吃嗎？」
盧岑貝格本來任職於世界最大的巴夫斯化工公司，負責在中南美洲推廣農藥及化肥，收入頗豐，然而良心讓他做不下去。他回想一九五七年離開巴西去國外工作時，才剛有人提起使用農藥殺蟲，不出幾年，巴西農業便已發展為全世界第三大「毒劑吞食者」，而他的家鄉南里奧格蘭德（Rio Grande Do Sul）的農藥消耗量，占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他甚至不敢再勸人購買化學肥料，因為發現農藥對於植物的傷害，使他進一步追究，那麼化肥又如何？雖然化肥的副作用，要等到盧岑貝格在一九八○年代讀了查布頌（Francis Chaboussou）的《健康的作物：新農業革命》（Healthy Crops:A New Agricultural Revolution）之後，才有了較確鑿的證據，但是他遞了辭呈，當時才四十四歲。
一九七一年，盧岑貝格成立AGPAN組織，巴西第一個環保組織，與當地污染水源的挪威大造紙廠展開長期抗爭等。巴西政府在一九七○年代居然對國際放話，假使大家怕污染了自己的家園，不妨到巴西來，這裡山河廣大，一點污染不算什麼。一九七六年，盧岑貝格眼見美好的山河被大地主與跨國企業鯨吞蠶食，不禁悲從中來，發表了他著名的〈沒有未來：巴西生態宣言〉。
一九八六年，盧岑貝格成立了蓋婭（Gaia），矢志以有機農業重建家園。蓋婭組織至今仍存在，他的家鄉南里奧格蘭德是最大的受益者，從推動相關的環保、生態立法，到協助各地農場以有機農法重建，從無地農人的運動，到把紙漿業、製革業、屠宰業及食品加工業所產生的大量有機廢棄物，轉製利用為肥料及飼料，都大有成績。一九八八年他獲頒「生存權利獎」，就是獎勵他從環境正義著手，嘉惠無數農民與亞瑪森熱帶雨林區的原住民。
〈巴西的環保之父－何塞盧岑貝格〉，收於黃怡，《綠色先行者：生態運動關鍵十二人》，水牛出版社，2013年版。
巴西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黃豆輸出國家（占40％）、最大的柳橙原汁輸國（占55%）、最大的蔗糖輸出國（占38%），而台灣台灣每年進口240萬噸黃豆，大多來自美國與巴西，其中有九成是基因改造黃豆，多半被植入抗除草劑嘉磷賽（就是台灣用的很多的年年春）基因，除草劑殺不死基改黃豆，美洲農民就盡量噴，把雜草除的一乾二淨，因此黃豆上累積了很多嘉磷賽。已經不只一次有專家告訴消費者，如果台灣政府把嘉磷賽殘留容許値設定的與稻米一樣都是0.1 ppm，那些飼料級黃豆就無法進口，但是美國把飼料級黃豆的嘉磷賽殘留容許値設在20 ppm，台灣雖折中與歐盟都提高為10 ppm，卻仍是米的100倍。
二○一三年十月，「上下游」網站訪問立法委員林淑芬，指出台灣核准進口的十二項基改黃豆中，有四種植入抗嘉磷賽基因，而她調查發現，台灣自一九九六年開放進口基改大豆迄今，從未抽驗過除草劑殘留量，甚至連檢驗方法都沒有，「之前衛福部驕傲地說，我們的嘉磷塞容許量比世界各國還要嚴格，卻忘了說，他們從來沒有檢驗過，簡直拿民眾健康開玩笑！」。
「上下游」的報導中還說，農委會統計，台灣進口二四０萬噸黃豆，有七十五%做成大豆沙拉油，另有十二%、二十八萬噸，做成豆漿、豆腐、豆皮…看了這些調查與報導之後，我不禁想到大豆是素食者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很多人原是藉著吃素來減少罹患癌症機率，大概也必須三思其他途徑了。
回到農產品殘留農藥的問題，世界各國消費者的恐懼是大同小異的，因為當我們購買農產品時，除了那些有足夠認證確保是有機農產品之外，多數殘留在農作物上的毒素是看不見也聞不到的，即使農委會的毒物專家也只能告訴你，「若食前處理步驟得宜，則可以減少農藥殘留」，至於「減少」到什麼程度，可能要碰運氣吧。
我上網查了一下現今的農業就業人口（見註），五十四萬多人中仍有六成為五十歲以上的所謂「老農」，而總共八十一萬公頃的農業面積（約占台灣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中，至二○一三年為止，只有五九三六點七六公頃是從事有機耕種。那麼，我們是不是該發起一個新的公民運動，提醒農民對使用農藥和化肥的自覺或自制呢？因為，要責成「政府教導人民如何洗菜」恐怕是更不實際的。
【備註】
「農業就業人口」與「農戶人口」不同。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年滿十五歲的就業人口中，從事農藝及園藝作物之栽培，家畜、家禽等之飼育、放牧，提供農事及畜牧服務，林木、竹林之種植、採伐，水產生物之養殖、採捕等農林漁牧業工作並獲取報酬者，或每週從事十五小時以上農業工作之無酬家屬，均納入農業就業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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