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博士為實踐其使命而奔走全國策劃成立醫藥學院，甚至於已打算設在北部命名為「瀛洲醫學院」。
在偶然機會南下，高雄醫學院遂在杜聰明博士登高一呼、並在地方士紳陳啟川、徐傍興、唐榮、何禮棟、邱賢添、郭火炎和杜聰明本人的土地或財物捐獻下，杜博士以創辦人身份推舉陳啟川先生為董事長，杜博士則以常務董事兼任校長，把學校設在高雄，把「瀛洲醫學院」改名「高雄醫學院」。
杜博士並豪情萬丈誓言：「願意以此老骨頭埋裹高雄之山河，為高雄之一老百姓！」在當年政經社會氛圍，杜博士以其盛名願意南下，除了錯綜複雜的政治、學術因素外，杜博士的決心與眼光，無疑是促成高醫誕生的主要推手。
創校當初篳路藍縷，校園與設備簡陋，捐贈的土地來自佃農徵收地，而後多所產權糾紛，補償係由高醫自行買單，經費來自於附設醫院員工共同努力的盈餘。校舍與附設醫院建設亦全部來自早期家長捐款，與後來的醫院累積盈餘支付，董事會不再投資，僅要求監督管理，徒增紛爭不斷。
杜聰明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台灣甚至日本最重要的學界泰斗級人物。（陳順勝提供）
杜院長以不注重表面之自由學風著稱，醫學生須必修多種語言，包括英語、德語、法語、日語、與拉丁文。其藥理學講義，多種語言雜陳。注重醫學人文倫理教育，推出割膚之愛典範教材，必修醫學史，學貫漢西，即西方醫學與漢醫學並存。嚴格要求品德，考試作弊立即退學。要求學生運動強身，並自己以身作則，幾乎天天西子灣晨泳，風雨無止，直至72歲離開為止。
可惜臺灣第一讀書人才子遇上高雄第一地方士紳，原應是美談一樁，卻埋下高醫長期的「董事長與校長」紛爭，讓彼此斯文掃地之餘，也賠上高醫社會聲譽，並延宕了高醫及附設醫院的發展。
在杜聰明博士逐漸無言且離開他一手創立的地方，而社會也漸漸淡忘了這段風波，然而主事者長期沉醉於權力與人事主導的美夢中每每在校長任期結束前，都會無端平地一聲雷，又重演高醫另一波的歷史紛爭；事實上，高醫的歷史就是一部董事會組織倫理脫序衍生下，學校與醫院的鬥爭史，起火點源自董事會的陳家。
主事者通常宣稱，這些都是單獨事件，校友旁觀則認為，事出有因，是組織決策與管理倫理的脫序。在陳啟川前董事長晚年、以至今日的高醫，多數人在以和為貴的情況下，都識時務的保持沈默，演變成日後問題加深、沉疴加重。
當年，歷任院長，譬如WHO顧問謝獻臣前院長在退休惜別會的引泣失聲、王國照與余幸司前校長的不歡而散，黯然離校，還有當今我的學生劉景寬校長目前的煎熬，可見組織倫理失序造成衝擊之甚！過去，校長和醫院院長，均是當代校友菁英，其戰戰兢兢努力為高醫效命，值得肯定，但也應以此為鑒！
這些事件，攸關法治尊嚴、組織倫理與歷史事實的扭曲。希望與各界努力不懈將他們一一呈現，請全體高醫教職員工、校友以及社會、衛生、教育主管單位慎思。
在我一生從事醫療與醫學教育45年中，在高醫孕育成長22年，從講師到教授。升任敎授十年後在離開高醫之前，成立全國醫學大學第一個醫學大學敎師會，85％教師入會，抱著理想曾經邀請當時台北市阿扁市長，我們台敎會的台大法學教授賀德芬前來校園演講，辦理兩位校長遴選教授政見發表會，全校老師呼應，試圖建立校園民主制度。無乃攺革無效，王國照校長抱著滿腔熱血與理想回校新任校長，回校曾熱誠力邀我入閣，無奈教師會會章規定理事長不得入閣。對學校董事會，我心已冷但已堅定，二度前來長庚醫院，旋後王校長下任後也是失望離去。
高醫是社會國家的公共資產，它所提供的醫學教育和醫療服務，是全體教職員工的貢獻與奉獻，成就是屬於社會和全台灣人民的，歷年來也之所以獲得納稅人貢獻的政府財務的肯定和補助；甚至學校和醫院的硬體設施，也多由校內外校友傾囊捐獻的。因此，高雄醫學大學不是狹隘的個人家族的私產，社會各界應有責任共同監督，並促成高醫正向而健康的發展，則這將是高醫、醫界、社會之福！大家一起加油，為高醫前途而努力！
杜聰明(前排左四)畢業於日治時期台北醫專第十屆。（陳順勝提供）
杜聰明本以「瀛洲」之名新辦醫學院（圖右），後因緣際會遠赴高雄創校並改名高雄醫學院。（陳順勝提供）
杜聰明部分著作與手稿。（陳順勝提供）
杜聰明博士自奉甚嚴，除了要求學生運動強身，自己也風雨無阻每天到西子灣晨泳。（陳順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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