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r」的精神是開創與突破，如果跟各種社會改革運動相結合，還可以產生更豐富的精神與面貌。但是在國科會獎勵與教授升等制度下，各大學早已成為扼殺師生創意的元兇，甚至是毫無理想的殭屍。如果制度不改，想要期待台灣的大學引領Maker的發展，無異於緣木求魚。
扼殺創意的制度，如何培養創客
如果要把Maker的精神追溯到MIT的Media Lab，那麼它最寶貴的精神應該是跨越一切既有的疆界與藩籬，追求革命性的突破，開創社會的新局。
MIT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創立於1985年，過去35年來都隸屬於建築與都計學院，但是它的研究題目卻一直都是建築、都計與理工學院都不會教，不會研究，甚至不曾想過的課題。這個單位的創立，是因為認定數位科技將誘使（迫使）藝術與建築跨越既有疆界，也將會改變各種專業領域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因此它從一開始就從最廣義的方式理解「媒體」這個字，不但包含過去的所有可能，更聚焦在未來的發展。所以，它一開始就在制度設計上跟徹底MIT的所有傳統徹底脫節，它有獨立的招生、聘任師資制度，以及經費來源；它的定位也迥異於過去，以設計導向的發明取代分析導向的學術研究，以解決未來社會的問題取代論文發表，既不受任何學術傳統的框限，又遙遙領先所有的學術領域。
這種精神反映在它的九大 principles：譬如，實踐優於理論、寧要風險不要安全、宏觀的系統性思考而非見樹不見林（Systems over objects）、不順從任何既有規則（disobedience over compliance）、突破勝於權威（emergence over authority）、自我學習重於接受教育（learning over education）等。
擺脫了制度與窠臼的束縛後，它才能專注於革命性的突破（the next big thing），而非枝節瑣碎的發現。
然而，國科會獎勵制度與大學的升等制度早已是扼殺教師創意的元兇：每篇國外SCI（SSCI）論文計分兩點，一篇國內TSCI（TSSCI）論文計一點，國外頂尖國際會議論文計一點，國內會議論文計0.5點，國外頂尖大學演講一次0.5點，國內五大名校演講一次0.2點，國內一般大學演講一次0.1點等，族繁不及備載。
這種只在乎形式而不在乎內涵的刻板計分制度，只適合在1970年代用以計算代工聖誕燈泡的工錢，連用來評鑑公務員都嫌刻板與扼殺創意。這種制度對大學教授的思想束縛，還遠遠超過科舉時代──策論起碼還是針對重大時弊與國家興革而寫，需要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和過人的洞見；今天的大學教授卻被迫研究與社會無關的課題，無病呻吟地發表連自己也不關心的論文。
至於學生，更是只有被體制填鴨、犧牲的份：教授把心思和資源都用來做與社會無關的研究和出論文，以便加薪、升等、升官；那些傻傻地想要教學生創意的老師，不但得不到任何好處，還可能會在六年條款下被解聘，生計不保。在這種制度下，大學生想在學校裡學創意，簡直是異想天開。
在這種制度下，大學哪能有什麼創意的空間？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頂尖大學的校長認為不宜，也沒有任何一個教育部長或國科會主委認為不宜。
更惡劣的是，各大學紛紛設立「創業中心」、e-school，辦「maker fair」，卻沒有編列足額的專職教師和經費，簡直就是存心欺騙媒體和學生的空頭單位。如果教育部、科技部和各大學校長繼續這樣地「上下交相賊」，不以欺騙媒體和學生為恥，總有一天大學的「知識經濟」會變成「神棍經濟」。
自造者、共創者與共創工作空間
如果縮窄視野，從Media Lab的製造實驗室（fab lab）來看maker，就必須先記得它由Media Lab內部的兩個小組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和Grassroots Invention Group共同建立起來的，而其創立初衷是為了利用資訊科技來降低製造的技術門檻，解放個人的創意，並藉此強化弱勢社區的競爭力，培養社區內草根組織的力量。
從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 的訴求來看，各種加工機早已數位化，只要會寫程式就可以用3D列印機製造出所有可能的零件，而不需要再從頭去學習各種機器和工具的加工技巧。也就是說，傳統的製造（fabrication）程序已經從「製造硬體」（manufacture）轉移到軟體程式編寫（programming）。如果再進一步把各種指揮3D列印機的加工程式模組化，整理成系統井然的視覺化程式庫，就可以把複雜物件的加工程式簡化成比玩樂高更容易的動作，只要用滑鼠移動和組合基本立體物件的圖形即可。因此，只要3D列印機的視覺化程式庫夠完整，「從創意到實體」將會是零障礙；一旦「動手做」的難度降到零，創意將會被徹底解放，這就是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個人桌上型微工廠」的核心訴求。
然而，這個訴求如果跟開放軟體、開放硬體（open hardware）、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的理念相結合，「自造者」將會變成「共創者」。
從軟體寫作的角度看，程式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因此一群人彼此分享常用程式遠比一個人關起門來從頭寫到尾更有效率，也更能產出有創意的作品。此外，一群人一起除錯（debug）的速度，遠超過一個人埋頭苦幹。軟體寫作幾乎天生就是適合「協作」而不適合一個人「閉門造車」，因此強調分享與共同創作的開放軟體運動很快地席捲網路世界。
接下來，不管是微電腦、可程式邏輯陣列（FPGA）或數位訊號處理器（DSP）等硬體，都可以用硬體描述語言（HDL）或其他程式語言寫成軟體後再燒錄成硬體，而且也是協作的效果遠好過一個人埋頭苦幹，因此開放軟體運動很快地延燒到硬體而變成開放硬體（open hardware）運動。
最後，既然3D列印等fab lab也是把硬體製造程序轉化為軟體寫作，從開放硬體運動發展成開放型製造實驗室（open fablab）也是天經地義的趨勢。
如果我們把fab lab看成design thinking五大步驟中的protype，那麼「自製」與「共製」的目的並非為了製造，而是為了加速驗證設計的構想。既然從開放軟體、開放硬體、開放型製造實驗室到design thinking都是強調跨領域的腦力激盪與共同創作，實踐fab lab的co-working space就理所當然地變成腦力激盪與驗證創意的場所，而不僅僅只是一群「自造者」各自埋頭苦幹的地方。因此，與其將co-working space翻譯成共同工作空間，不如翻譯成「共創工作空間」，而「桌上型微工廠」也變成是加速驗證集體創作的工具，從主角變成配角。
在這脈絡下，fab lab不該只有「桌上型微工廠」，更必須要有支援集體創作所需要的網路資源檔案系統（通過網路連向全球所有開放軟體，並且將它們分類、建檔成易搜尋與應用的網路資源）、集體討論與腦力激盪的空間、制度與文化等，甚至還有外部各種專業人士的諮詢顧問資源，以及內部的共創教練（譬如教導與引導design thinking的教練）。
也就是說，如果哪一個大學真的有心要實踐maker精神與解放學生的創意，就應該把fablab或co-working space建構成一個MIT media lab與史丹佛大學 d-school的混合體。
然而，在既有的大學制度與文化下，這樣的理想又是不可能。首先，國科會的獎勵制度和教育部的升等與評鑑都是只重個人成就而不在乎團隊合作，因而在制度上鼓勵系所內部的分裂與對立，而非團隊合作。其次，要建置前述網路資源檔案系統、集體討論與腦力激盪的空間、制度與文化等，以及教導與引導design thinking的共創教練。但是在「只重論文發表而不重視教學與創意」的大學制度和文化下，參與建構co-working space或d-school的教師根本無法存活下去；即使放棄加薪、升等、升官的機會，也會被看成「不事生產」、「沒有研究能力」的魯蛇，最後還是只能為了自尊心而離開大學。
此外，既有大學制度只重視專精一隅以利量產論文的能力，跨領域對話的能力往往被視為「不務正業」，在這樣的制度與文化下，要期待大學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跨領域對話並激勵彼此的創造力，恐怕更是妄想天開的無稽之談。
從利己到共享，從實驗室到社區，從創業到社會改革
如果從Grassroots Invention Group的角度看fablab，它的目的是將製造的技術門檻降低，以便藉此強化社區的創意，以及弱勢社區在經濟上的競爭力。就此而言，它可以跟工具圖書館的精神相結合：他們強調「共創」精神與共享型經濟（share economy），企圖以此提升社區的對外競爭力（community empowerment）和對內的情感聯繫。
因此，工具圖書館早已超越古老的DIY和市場經濟而追求共享經濟，fablab也早已超越創業者的利己精神，走出實驗室而實踐社區參與和關懷。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一個未來的台灣社會：每一個大學都有一個整合media lab 與d-school的共創空間，教授、博碩士生和大學生在裡頭一起腦力激盪與共同創作，為改革社會而努力；每一個大學通過這個共創空間去協助附近社區，建立他們的共創空間，並且擔任他們的共創教師與教練。此外，我們可以再加上反浪費文化的「垃圾箱尋寶」（dumper diving）運動，以及「資源回收加值再利用」（up-cycle），回收可以直接再利用的資源，並把局部毀損的物件拿回fablab或社區工具圖書館去修復後再利用，甚至加上一點創意後使它變成美術品和工藝品。
在這樣的社會裡，所有人的創造能力得到最大的解放，社會的生產效率與物資的利用率會被極大化，製造任何實體物件的邊際成本會低到只剩有限的人事費、材料費和能源費用，而產品則會達到最大程度的個人化與人性化──拜科技之賜，這樣的社會不但實現了馬克斯的夢想，甚至超乎他的想像極限。
這樣的未來社會當然不是一蹴可及，但是我們卻可以一步一步地朝向它邁進。問題是，大學原本應該要扮演「帶動社會進步的火車頭」，現在卻對社會麻木無感，甚至連頂尖的國立大學都變成以私利為中心，臣服於「只問收入，不問理想與正義」的機制，把學術良心賤賣給加薪、升等、升官的鄙薄野心，使得西方「普羅米修斯之火」的學術精神與中國知識份子的風骨同時蕩然無存。這種徒有大學的形體而無大學之精神的怪物，與只有肢體而無生命的僵屍何異？
結語
歐巴馬在去年六月主持了白宮第一次的Maker 展，希望藉此激勵全體美國人的創意，白宮還為此設立了一個專屬的網頁「A Nation Of Makers」。行政院長毛治國院也在今年推出為期三個月的「vMaker行動計畫」，可惜這種超短命的計畫很難有什麼具體成果。至於「vMaker網站」，內容空洞，除了很可憐的王景弘在回覆留言之外，看不出有沒有專職的人在經營。
當全球都把「教創意」當作競爭力的核心時，行政院和各大學卻似乎都還不知道教育制度的僵化已經成為扼殺創意的元兇。當政府與大學都漸成僵屍之際，恐怕只能靠民間的力量來「搶救台灣的未來」了。
原文連結